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障碍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第一，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改革滞后于沿海地区，国家必须充分考虑到平衡协调发展的需要，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选择能代表本地域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部分地区，以各自改革试验典型内容，承担不同的探索任务；第二，缺乏系统性、注重经济增量的单项改革，进而导致了局部改革较多，综合协调改革较少和不及时，过程存在较大不协调，引发大量的社会公共问题，造成了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使产权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的发展；第三，调动单一主体利益的积极性无法适应改革过程中利益主体不断增多的发展趋势，以往获利集团很可能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新的利益主体对改革又持有不同的想法，因而持续的改革必须综合协调多方利益主体，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第四，注重经济单一指标，不顾资源、环境约束，采用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顾社会的压力，大量消耗能源资源，造成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因而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置于和谐发展框架内，将成为国家未来的战略目标。当前，传统的非均衡发展、以单项改革为主的改革方式和内容无法解决现实复杂的问题，必须对各方面改革协同配套推向更高，实验区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试点先行先试，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和谐、资源友好等多领域配套，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对全国起示范带动作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从经济特区到试验区建设的发展战略决策的转变，具有深刻的发展必然性，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体现了区域发展的层次性、阶段性和持续性。国务院自2005年6月21日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迄今为止，我国共正式设立了10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体包括：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于2005年6月21日批准成立；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于2006年5月26日批准成立；重庆市和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于2007年6月7日批准成立；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于2007年12月7日批准成立；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于2009年5月6日批准成立；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于2010年4月6日批准成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于2010年12月13日批准成立；厦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于2011年12月17日批准成立。从区域布局分析，实验区建设逐渐从沿海走向内陆，已形成东（上海浦东）、中（武汉和长株潭）、西（成渝）、南（深圳和厦门）、北（天津滨海、沈阳经济区和山西）协调发展和改革试点的版图，契合了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体看来，东中西部的“引擎”分别是浦东、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渝，而北部依靠天津滨海、沈阳经济区和山西的带动作用，南部寄希望于“作为最早改革特区”的深圳和厦门继续发挥“先试改革”的作用。

第一节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及其对区域协调的作用

试验区建设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党和国家制度创新的结果，其对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具有重要作用。与以往试点不同，试验区更多地从各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特点出发，制度创新方面具有更多先行先试的优先权，而不再依靠上级政府优惠政策，试点深度也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复杂的、多角度的、系统的综合改革，从单一的城市发展转向整体的区域进步，试验区的建设对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试验区建设和以往设立的特区及经济特区相比，主要内容或着力点突破了经济改革范畴的局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多层面，但当前我国政界及学界对试验区建设的理解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并在某些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从总体上看，本文认为其内涵至少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理解：一是国家宏观背景，着眼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布局，充分认识到区域发展背景和综合配套改革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和特点；二是特殊性与普遍性，试点区域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