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全球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4年世界总人口达到40亿，人口总量增长10亿仅用了14年，^[1]1965～1970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07%的顶峰。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发达国家不少学者对此感到担忧，甚至用“人口爆炸”来形容这种现象。联合国在1974年于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人口增长的担忧。这种担忧的基本前提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会拖累其经济发展、降低人民生活质量，因而需要制定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主要是通过避孕节育解决高生育率问题、抑制人口过快增长。当时大量的国际援助流向发展中国家，支持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自上而下的自愿家庭计划项目（voluntary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1984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口大会仍延续了第一次会议的基调，所不同的是认识到了发展对降低生育意愿、从而降低生育率的重要性。直到1994年的第三次有关人口问题的全球大会，才明确涉及生育率下降的最重要先决条件，即夫妇尤其是妇女的赋权问题。

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即ICPD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人口与发展相关的原则和目标。ICPD行动纲领与此前类似国际文件有三点主要的不同之处：首先它强调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其次它将宏观人口问题与个体的健康和权利相联系，尤其强调了妇女的生殖健康及权利；最后，它强调全面考虑人口与发展而不是孤立对待人口问题，提出将人口问题置于发展框架之中考虑，强调人口与减贫、健康以及环境等方面的联系。围绕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筹备和后续活动，非政府组织和学界共同呼吁重新思考计划生育项目的取向和目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相继出台政策、开展试点项目，促进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赋权妇女、改善生殖健康综合服务，有些项目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

尽管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延续了此前两次世界人口大会对人口增长的担忧，但其不同之处是反思了自上而下的人口控制政策、强调了妇女的生殖健康权益，还将人口学的关注点从人口规模、结构、生育、死亡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内容。一方面这是人类对历史经验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即不可忽视人口现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另一方面这种扩展使得人口学和人口领域涵盖的内容更为复杂、边界更为模糊。有些国家或组织对ICPD行动纲领中的部分内容持有不同观点或保留态度，学术界也对其强调权利、弱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目标有不同意见。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距今已近20年，其间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各国人口形势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全球人口态势与当时已经明显不同：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在大部分地区得到有效控制，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后还在持续下降，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流行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贫穷、饥饿和战乱依然困扰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由于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各国面对的挑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在人口领域的优先议题也不尽相同。^[3]

本章将从人口规模和增长趋势、人口结构以及引起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出生和死亡等方面，介绍1994年以来全球人口形势的变化特点，分析不同国家面临的人口相关问题与挑战，讨论国际人口变化趋势对中国的启示。

二 国际人口变化特点及发展趋势

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20年后，国际人口形势总的是向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发展（即人口的低死亡、低出生、低增长阶段），人口增长率逐渐放慢，生育率向更替水平稳步靠近，婴儿死亡率和孕产死亡率逐步下降，老年人的健康进一步改善，人口预期寿命稳步增长，人口的国际和国内迁移更为活跃频繁。人类对生育的控制力度和提高健康水平、延长寿命的能力，在20年前显然被低估了，因而也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的覆盖范围和发展速度。

（一）人口规模和增长趋势

世界人口已在2011年10月达到70亿。1992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全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