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04年到来之后，从2011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种人口转变态势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就是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企业招工难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普通劳动者工资以强劲的势头上涨。鉴于长期以来工资水平的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工资上涨无疑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均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但是，工资增长归根结底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制约。在对以往两者之间的脱节，即工资增长相对滞后的状况做出了补偿之后，工资进一步提高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限度，则会加速减弱中国经济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能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留出足够的时间，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过于剧烈，无异于一种休克疗法。本章考察了工资上涨中的这种两难选择，建议通过公共政策的改革，达到改善民生与保持经济增长必要速度的双赢效果。

一 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诚如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可以预期的那样，自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非熟练劳动力短缺从而工资率上涨现象从未消失，而且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并于2011年开始负增长而愈演愈烈。在劳动力供给减弱的同时，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因此可以说，我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宽松劳动力市场。

这个判断似乎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2013年是最难就业年”的说法颇为矛盾。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就业困难固然是事实，但是，这里的就业困难不再是以往总量上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类型的，而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就业困难。2013年高校毕业生高达699万，与上年相比增长2.7%，形成一个劳动力供给总体减少中的特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构性现象。

其实，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概念本身早已揭示，这一特殊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最大的特征是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速度更快。根据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市场供求信息计算的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亦称求人倍率），不仅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强劲，还能看到低端劳动者（如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求职者）比高端劳动者（大学毕业求职者）的就业形势更加乐观（见图6-1）。

图6-1 劳动力市场对普通劳动者需求更旺

一般来说，正如奥肯定律所描述的那样，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即经济增长率提高（下降）会降低（提高）失业率。严格地说，这里讲的增长率水平变化，应该是指GDP的实际增长率偏离于潜在增长率的程度，或增长缺口水平，而失业率是指实际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程度，或周期性失业率。简单地说，中国几年来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所以没有发生周期性失业现象，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

不过，更深入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强劲这一表象背后的隐含意义。2004年，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保持潜在增长率固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依靠资本形成贡献的扩大，但是，到了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必然导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潜在增长率明显降低。这时，如果继续依靠资本形成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使实际增长率向上偏离潜在增长率。

实际上，2005年以来，除了2008年和2009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的两年之外，在其他年份，中国的实际增长率都是快于潜在增长率的。这4年增长率缺口的算术平均值，即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的幅度为1.44个百分点。^[1]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势，倾向于使得实际调查失业率非常低，甚至可能低于自然失业率。固然，由于我们不能得到关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字，实际检验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根据可以获得的信息，我们不妨做一点与此相关的粗略估算。

根据有关学者的估计，城镇自然（即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率为4.0%～4.1%（都阳、陆旸，2011），而现实中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左右的水平。由于登记失业率通常并不把农民工纳入统计范围，说明如果单纯看城镇本地劳动者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周期性失业现象。然而，既然农民工已经占到全部城镇就业的1/3强，所以，一旦把他们纳入考虑的话，城镇实际失业率将有所不同。

已有的研究表明，由于保留工资低和流动性强等原因，农民工的失业率大大低于城镇本地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