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上户籍制度和城市一系列福利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2011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农民工的监测调查显示，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数量为15863万人。如果将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并且年龄在16～30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力，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到全部外出农民工的60%左右，成为外出农民工最大的群体。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显示了党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度关注。而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引起这种关注，确实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一些显著不同的特征。

已有一些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培训、工作时间和收入等状况，进行了分析。例如，高颖（2008）发现，与30岁以上农民工相比，16～30岁农民工的学历和技术水平更高，平均工作时间更短，收入水平更高，务工渠道更加广泛，流动性也更强，参加过单位培训的比例更高。而另有研究则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外出从业的劳动强度较大，收入水平相比上一代农民工较低，寄回带回家的钱相对更少（“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水平、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别，可以预期，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也会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不同。蔡昉（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全新的人口特征，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更高，有更高比例的人为独生子女，有更大比重的人在城镇长大和接受教育。这些特殊的人口特征，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和消费行为都不同于传统农民工。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提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农民工消费的后顾之忧。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中最大的群体。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状况，将对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消费状况，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认识农民工的这种代际变化，对于理解劳动力市场新特征十分有益。

然而，系统地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状况的文献迄今仍不多见。“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进行过简单描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会更高一些，但是，此项研究并未对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因素进行考察。本章将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0年在六个城市（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所做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分析其差异背后的成因，并讨论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使用这项数据主要有两点优势：第一，数据较新，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2010年恰好处于16～30岁之间，借助这项数据，能够适时而完整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第二，对于本研究的目的而言，该项调查数据的最大优势是，数据中包含详尽的有关农民工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状况的信息。尤其是本研究着重关注的消费状况，在调查数据中非常翔实。农民工家庭的各项生活消费信息，在调查中都进行了详细询问。这些信息是大多数调查所不具备的。

具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是进行消费活动的基础，因此，分析农民工的消费必然涉及其收入。此外，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状况对一个家庭的消费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章首先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状况进行分析，然后考察其消费状况。本章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对使用的数据进行描述；第三部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状况，比较其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差异；第四部分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考察其差异背后的成因；第五部分给出本章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数据介绍

2009年底到201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六个城市，进行了劳动力调查（以下简称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在每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