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无论在富裕国家还是在贫穷国家，都存在着由于个人能力差异，如受教育程度有高有低，年龄要经历从年轻、壮年到老年，身体有健康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因此，终究要有一些社会成员处于相对或绝对的脆弱地步；即使一个人在上述能力上具有优势，也会因不可抗拒的经济冲击如失业、破产，以及遭遇各种自然风险，从而陷入这样那样的生活困境。因此，人们需要一种社会保护，帮助预防、应对和克服上述可能降低人们福利水平的各种脆弱性。

社会保护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政策和项目构成的体系，通常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也是指通过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让社会所有成员能够享有的生活水平。

社会保护是一个新近流行的词语，但是却有悠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保护只能加剧而不会减轻人类的灾难和贫困。他从食品增长必然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一假设出发，认为造成贫困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因此，任何试图帮助穷人的努力，最终会因提高人口出生率而适得其反。因此，他不仅在理论上反对任何关于社会保护的设想，还干脆提出了在英国逐步废除《济贫法》的政策建议。

正如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在工业革命之后被打破一样，他从自己所总结的“人口规律”出发排斥一切社会保护的观点，已经与他朦胧形成的“有效需求”理论相抵牾。在现代社会，贫困的根源不再是由于绝对产出水平不足以使所有人获得温饱，而是制度妨碍脆弱人群获得自己的份额。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这样那样的脆弱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今世界，反对为陷入脆弱境地的人群提供社会保护的观点，不再能够争取到学术上和道义上的同盟军。

马尔萨斯的同时代人斯图尔特·穆勒警告说，社会救助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救助行为本身，一种是对救助产生的依赖性。前者无疑是有益的结果，后者则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害的，其危害性之大甚至可能抵消前一结果的积极意义。这个“穆勒难题”，即如何取得社会保护的共济性质与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性质之间的平衡，显然是比马尔萨斯理论更值得讨论的命题。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积极地回应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迫切需求，在学术界甚至政策制定者中，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于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覆盖率，以及劳动合同制、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甚至最低工资制度忧心忡忡，认为这类制度的结果会增大人们对社会保护的依赖，不仅会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制造业产品的竞争优势，而且会助长劳动者开展维权活动，甚至造成社会不稳定局面。

这些观点显然是基于糊涂的认识而形成。因为工资上涨是中国经济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必然趋势，产业变革的剧烈性需要有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保驾护航。而如果出现社会不稳定，不仅不能归咎于社会保护制度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恰恰是缺乏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经济学家历来对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莫衷一是，本研究无意也无力终结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不过，从更加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进行思考，或许至少有利于取得关于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上，加强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例如，一位知名度甚高、影响力颇大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对劳动力市场制度始终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劳动合同法》之时，张五常教授就写文章批评，甚至迫不及待地把这种批评当作一本著作的“不愉快的后记”。

经济学家论及竞争和效率的时候，总是怀着一颗铁石心肠，露出一副冰冷面孔。经济学是关于理性的学问，经济学家多些理性、少点感性也无可厚非。但是，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市场上的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马歇尔曾经指出，砖头用于建筑下水道，还是用于建筑宫殿，对于砖头的供给者而言，是不重要的。但是劳动力的卖方即劳动者，一定关心劳动力卖出后被如何使用。何况，在劳动力雇佣关系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合理的权益往往在缺乏规制的市场交易和雇佣中受到侵害。

没有人否认各种劳动力市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