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丝绸之路”的辉煌，但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减弱到历史的低点。1955年的“万隆会议”掀开了双方关系的新篇章，使其重新进入快速发展的进程，并逐步具有了战略合作的性质。时代的变迁和双方战略利益的演变，特别是中国的外交睿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为双方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本文就是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及其发展的动因和战略合作性质，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革命与战争时代双方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中国主要领导人的眼中，世界还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1]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博弈，新中国面临险恶的外部环境和战争威胁，美国和苏联先后乃至同时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封锁，在中国的周边不断发动战争或挑起冲突，使中国长期处在紧张战备状态。实现外交突围，防止战争爆发，是那个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考虑。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美国，中国领导人提出依靠苏联的“一边倒”战略。^[2]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不得不“两面出击”——“反帝”“反修”。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苏联军事威胁迫在眉睫，中国又转向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一条线”战略。但无论中国的大国战略如何变化，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陆续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新兴亚非国家，始终被中国领导人看作一支可以争取和依托的国际力量。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提出反帝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3]194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团结欧亚非三大洲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的论断。^[4]1961～1964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5]中国领导人认为，其中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中国的“直接同盟军”，我们应给以最大的支持并且联合它们。^[6]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7]以美苏为第一世界，以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以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把自己直接视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中国对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战略地位的一贯高度重视，特别是毛泽东的一系列战略思想，指引了新中国前30年的对外关系实践，也是观察、认识中国对中东国家关系的基本线索。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能够从很低的起点迅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离不开坚持毛泽东思想。

中国与中东尽管在古代有过辉煌的交往历史，但当代关系的起点很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因近代长期阻隔，相互接触十分有限。具有伊斯兰教文化传统并长期受西方影响的中东国家，对于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共产党领导，也心存疑虑，误解颇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东已独立的11个国家中，只有以色列宣布承认新中国。1950年苏联在联合国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提案，遭到中东国家投票反对。1950年8月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决议，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8]朝鲜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派兵参加了“联合国军”，原来寻求与中国建交的以色列也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9]当时的中东虽已进入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但在中国对外关系日程上尚未受到重视。周恩来总理在1952年曾表示：“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10]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标志性起点是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参加万隆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11]中东地区共有11个国家和一些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12]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会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凯里（时任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