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色列构建国际和地区双层战略同盟保证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问题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始终面临的首要问题。除了增强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外，以色列把确保国家安全构建在国际和地区双层战略同盟上。

首先，在国际层面上，以色列积极寻求与大国构建战略同盟。以色列建国伊始，首任政府总理本-古里安指出，面对阿拉伯敌人，以色列难以永远独木支撑，必须与大国结盟。本-古里安的结盟目标首先选择的是英国，甚至提出加入英联邦的设想。由于英国顾及阿拉伯国家的反应，以种种托辞拒绝了本-古里安的建议。^[1]本-古里安后将结盟目标转向美国，表示要说服美国把以色列变成中东的“基地、工厂和粮仓”，把以色列打造成西方在中东的堡垒。但是，冷战初期的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提议反应冷淡。虽然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分属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其中东战略的重心基本一致。1952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结束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之行返回美国后表示，“我们的基本政治问题……在于改善伊斯兰国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因为自从这场战争（指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以来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声望一直在下降”。^[2]美国的目的就是拉近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抵御苏联南下扩张的同盟。因此，美国政府，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时期，拒绝了以色列购买军火和提供援助的请求。本-古里安不得已向法国购买武器，并与英、法一起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由于中东政治格局的变化，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广泛传播，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加之伊拉克革命等，美国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抵御苏联南下扩张同盟的政策宣告失败。美国逐步调整了对以色列的政策。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与来访的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果尔达·梅厄在佛罗里达的会谈奠定了建立美以特殊关系的基础。以色列同美国结成具有特殊关系的战略盟友，是确保其国家安全的重要国际保证。

其次，在地区层面上，以色列根据地区形势的变化，在不同时期，针对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与不同国家建立战略同盟。苏伊士运河战争后，面对阿拉伯国家的威胁，本-古里安提出“外围联盟”战略，即与对苏联共产主义和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充满恐惧的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建立国家联盟。本-古里安的“外围联盟”战略建议不仅得到伊、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的积极响应，而且得到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与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构建的地区战略联盟成为以色列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支柱。以色列同伊朗的关系发展得更为紧密，双方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埃及的纳赛尔——进行了密切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而后，以色列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以及黎巴嫩的基督教社团也建立了秘密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末，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的地区盟友和主要威胁发生逆转，其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逐渐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仇视转为什叶派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伊朗这个昔日的盟友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几乎与此同时，1979年3月24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国的和平条约》，不仅实现了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而且使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埃及从以色列的最大威胁变为确保以色列南部安全的支柱。伊朗当初与以色列结盟是为了对付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埃及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虽然萨达特最初的目的是将解决阿以冲突引领到政治解决的道路，但穆巴拉克坚持与以色列保持30年的安全合作，则更多的是建立在担忧伊朗势力扩张和极端伊斯兰势力蔓延的基础上。

从表面上看，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在签署和平条约后并不是非常紧密，尤其是在穆巴拉克统治埃及的30年间，面对阿拉伯世界和国内民众的压力，双边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但是，埃及和以色列两国从国家安全出发，都将和平条约看成是重要的战略资产而谨慎维护，尤其是两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在安全领域展开了紧密合作，特别是在打击西奈半岛和加沙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方面，双方的合作卓有成效。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后，不仅以色列视哈马斯为安全威胁，穆巴拉克政府也将哈马斯看成是伊朗的代理人、敌对的危险组织。^[3]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