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保姆”这一传统职业定义为“家政服务员”，学术界统一称为“家政工”。2006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组织专家制定了《家政工国家职业标准》，指出“家政服务员”是“根据要求为所服务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有关事情的人员”。学术界的定义则多以劳动关系为入手点，典型的提法有：家政工是在雇主家庭之外被雇用来从事再生产工作（家务劳动）的人。他们可以是亲属或非亲属；可以来自当地社区，也可以来自远距离地区。

根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2012年的统计，我国现有家政工2477万人，家政企业60万家。2011年，家政行业创造产值近8366亿元，占国内GDP的1.77%。家政服务员90%以上为女性，其中农村人口比重达77%，40～50岁人员比重约占60%，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从业者约占56%，高中及以下从业者达94%。2012年，北京市家政公司达4000多家，大部分为中介式公司。家政工虽然以“女佣”“保姆”的名义自古有之，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期，这一职业有了新的特点：首先，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市场经济下家庭功能的社会化、职业女性的增加，都使得单个家庭对家政工的需求持续增加，成为刚性需求；其次，家政工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集合了具有社会转型期独特的多重身份；再次，家政工的劳动形式日益多元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城乡差异、培训缺乏、法律真空，她们的劳动报酬低、职业化程度不够、社会保障不足，在供需之间存在多种矛盾。她们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与社会保障，属于弱势群体。综上所述，家政工这一职业是我国改革开放转型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职业，集合了城乡、阶层、性别、非正规就业、服务性就业、情感劳动等特点于一身。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业还体现出高度的劳动异化：私人生活的商品化。

本文研究了北京市住家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家政工在本研究中特指被同一个家庭雇用并24小时居住与生活在该家庭、根据雇主要求进行家务劳动与服务的成年女性工人，第三人称全部使用“她”或“她们”；私人生活则定义为：自然状态下劳动者在劳动与工作之外不受公众监视也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个体化的自在生活。

一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和文献法。

质性研究的资料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2007年，对某位个体家政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进行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笔者连续三次到该家政工服务的家庭进行实地研究，对她及其雇主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还随她回到她与家人租房生活的村落进行参与观察。该村落是家政女工的聚集地，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笔者与不同类型的家政女工进行了交流。

第二，2008～2010年，笔者参与了NGO组织的家政工研究，并参加相关会议，倾听不同的声音。例如，参与研究北京市家政女工的婚恋家庭状况，参加“打工妹之家”的“来京务工女性就业状况与权益保障研讨会”与北京市政协在进行低收入调研时召开的家政组座谈会等。

第三，2010年4月至今，在北京市M家政公司进行了持续的田野调查。作为志愿者与培训老师，笔者在该公司接触了大量的家政工人，对她们的工作、生活、困境进行了深度体察，并对家政行业的运作、现状、困难有了最实际的感受。在此期间，通过深度访谈、座谈会与参与观察的方式收集了北京市家政工的第一手资料，也对家政公司职员和部分雇主进行了观察式与访谈式的研究。

文献法的资料来源包括政府统计资料、已有文献研究、历史资料、档案、报纸、影视剧、大众文学等。在收集文献的过程中力图使其最大程度地多元化，不仅照顾到纵深的历史脉络，也涉及横向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家政工的现状与问题。

二 家政工的来源

家政工在进入家政业之前主要有两种身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下岗失业工人。她们大部分是来自外地、学历不高的女性，大多为母亲，处于30～50岁的年龄段，婚姻状况以已婚或离异为主，做家政工最主要的目的是挣钱养家。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劳动者通过熟人介绍、广告、网络、政府输出等方式找到某家合适的家政公司，面试成功就可以成为一名待岗的家政工。家政工作虽然不好做，但在文化传统中属于女性擅长的家务劳动范畴，门槛相对较低，又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与较高的劳动报酬，因此成为很多人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