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改革前富裕了许多，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了变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出现了变化。

首先从外需角度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将比较温和，欧洲经济则还将在底部徘徊几年，新兴经济体尽管仍然是世界的火车头，却难以维持过去的高增长。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需都很难恢复高增长。

其次从内需角度看，受种种因素限制，国内消费短期内将保持平稳而不会表现强劲。决定消费的因素，除了收入水平、社保程度以外，还有一个供给拉动需求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提供多样化的供给，是可以提升消费需求的。但我们现在的供给结构非常僵硬，造成这种僵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垄断，在非自由竞争领域或寡头竞争的情况下，企业缺少创新的动力；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企业不善于或者说经营环境导致其不能做弹性的调整。多样化的、弹性的供给结构需要调整制造业的全部流程，例如原来大批量的产品要变成小批量、多品种来满足消费者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去调整设计模式，调整进货方式，调整生产工艺、生产设备，调整市场营销模式。至少目前，大多数企业做不到，企业的外部环境也不支持。

内需的另一个轮子是投资，但投资扩张遇到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加上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因素的限制，高强度投资缺乏可持续性。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走靠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老路，不仅会使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严重，也会进一步深化社会矛盾。现在农村基础设施问题并未解决，如下水道、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基本都没有，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因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投资的空间还是较大的。但这些项目大多没有回报，如何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政府财力能否支撑？这些都是问题。总的来看，今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强劲，经济增速将下降，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暴露，潜在风险加大。

此外，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大国是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现在则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对我国国际义务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相关国家利益的纷争有增多之势。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社会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也可以说是新的出发点上，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创新寻找新的发展动力，通过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转型，通过制度调整有效防范风险。

未来5～10年，中国有三大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土地制度问题。解决土地流转问题不仅仅是要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货币超量发行的问题。1998年的福利房市场化，吸纳了一大批货币，使得我们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今后我们用什么来吸收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而超发的货币？只有土地。二是降低国有资本在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中的比重，改变国有资本的运作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让市场竞争主体平等化，进而提高市场效率，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政府治理的透明化。现在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已经走到提高效率的尽头了，当下政府很多部门都有两个最要不得的毛病：一个是层层对上负责，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面特别是对群众负责；另一个是普遍以回避责任、回避风险为最高宗旨，不去动脑筋怎么行使好职责，而是尽可能使部门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这个问题单靠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政府、上级政府约束下级政府是不行的，必须靠透明化、靠民众监督来解决。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迎来一个变革的时代。那么，这种变革对产权市场的意义何在？还是那句老话：机遇与风险同在。

产权市场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质是土地资本化。随着大量农村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附着权益（如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由不可交易的固化状态转为可交易的流动状态，必将带来巨量的交易需求。由于土地的非标准性，这类资本交易很难进入证券交易所，这就会给产权市场造就巨大的市场空间。

第二，随着国有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和政府治理透明化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