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居环境是指农村范围内人们生产、生活的物质环境和非物质环境的综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人类生存型扩张和发展型扩张相互交织，给农村人居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带来很大的压力。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类活动对农村人居环境的干扰将会增强。因此，如何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探寻农村人居环境的有效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现状

农村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2012年年底，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135亿元，带动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投入180多亿元，支持2.6万个村庄开展环境整治，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30多万台（套），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设施100多万台（套），600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整治过的村庄“脏、乱、差”现象显著改变。^[1]然而，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依然脏、乱、差，农村整体落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存在饮水安全、环境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安全隐患，以及因竖向规划不利而引发的社会不和谐隐患。^[2]

（二）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的影响因素

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面临着众多制约因素。

1.传统农业尚未转型，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缺乏生态安全保障

当前我国农业依然是以小农经济的小生产为主体，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影响了农业生态系统。一是农业生态系统循环改变，农业生态系统边界内缩。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集聚于城镇，城镇有机排泄物难以进入农田生态系统，割断了有机排泄物与农田生态系统的联系，一方面导致城镇生活垃圾等有机物污染，另一方面农田生态系统由于有机投入物减少，只能增大化肥等替代投入，进而加剧了农村环境污染，影响了农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二是农业面源污染加剧，降低农业生态系统质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化肥施用量（按折纯法计算）由1980年的1269.4万吨递增至2011年的5704.2万吨^[3]，占世界化肥施用量的35.25%^[4]；我国农作物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由1980年的86.72千克/公顷递增至2011年的351.50千克/公顷，化肥投入密度的全国平均水平已超过国际上认可的、为防止水体污染而设置的225千克/公顷的化肥使用安全上限^[5]。农药施用量由1990年的73.30万吨递增至2011年的178.7万吨，20年里增加了1.44倍。^[6]农用薄膜施用量由1990年的48.2万吨递增至2011年的229.5万吨，20年里增加了3.76倍。农用薄膜属于高分子有机化学聚合物，难降解，可恶化土壤理化性状。2011年，全国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为8.63亿吨，综合利用率约为71%，仍有29%的秸秆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7]；我国畜禽粪便产生量达到30亿吨，已是工业固体废物的1.7倍，年可处理利用畜禽粪便仅为10亿多吨，还有约67%的畜禽粪便未能进行循环处理^[8]；与此同时，畜禽粪便的总体土地负荷警戒值已达0.49（正常值应小于0.4）。^[9]农业生态系统的变异给农村人居环境带来饮水、环境和公共安全隐患。

2.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缺乏公平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形成的我国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使得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进而使得农村人居环境发展需求以及农民的发展权很大程度上被制度性消融。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位于农村区域且即将进入城镇区域的人居环境建设相对于城镇建成区的人居环境建设难度显然要大。由此可见，农村卫生、环境、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供给数量有限、质量较低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多元化性现实制约了农村人居环境的发展，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增大了农村人居环境的发展难度。

3.农村规划建设管理滞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缺乏规范引导

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管理水平不一致，村镇规划明显落后于城市规划水平。由于基层政府对村镇规划重视不够，投入资金有限，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致使村镇布局凌乱，居住、商业、工业区交错分布，一方面降低了村镇功能和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了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进而增加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难度。有的村镇进行了规划，但是没有将卫生、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的有效保护纳入规划中。

4.公共财政体制未有效覆盖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