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1.深圳的卫计合并改革较早，且原关内“改”和原关外“不改”并存，因此积累了许多经验。目前来看，其合并情况可以总结为三方面：改革程度较高但有人员拖累，改革成效初显但基层合并推进不力，机构设置更趋合理但配套机制建设滞后。

2.深圳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化卫计合并改革：尽快出台有关卫生和计生服务机构整合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深化内部组织形式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探索管理服务政策的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整合卫生和计生服务资源，探索多样化卫计服务资源融合的途径。

3.全国大部制背景下的卫计合并应注意以下五个方面：重构新机构的认知系统，优先实现部门文化融合；理顺合并后中央与地方的垂直关系；机构合并与制度合并同时推进；以优势资源主导合并；以多种手段调整和优化人员结构。

2009年7月31日，深圳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46个政府部门减至31个，其中卫生局与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合并组成新的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合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卫计合并的行政区。深圳在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行政机构改革方面再次成为“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对于深圳卫计合并的研究，不仅能发现深圳前期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取得的成效，摸索继续推进综合改革的路径，也为当前全国的卫计合并实施方案^[1]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 研究背景

深圳已经经历了近四年的卫计合并的实践，这个改革属于全国率先。但这个改革效果如何？对全国有何示范意义？未来应如何深化改革？这些问题尚未有系统研究。本部分从大部制等研究背景介绍开始，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背景包括宏观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部分，其中宏观背景主要从国际、国内视角介绍当前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管理理念的环境；现实背景主要介绍深圳从开始卫计合并至今，乃至未来推进综合改革的社会和政策环境，以期为了解深圳卫计合并、为未来的改革提供认识基础。

（一）宏观背景

从20世纪以来全球行政体制改革演变来看，西方国家经历了由30年代的“强政府、小社会”模式向70～80年代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平稳转变。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西方国家福利国家的进程，政府公共服务的机构剧增，为解决部门过多、协调困难、成本较大的弊端，西方国家普遍采取整合公共服务部门的做法，实施“大部委体制”^[2][3]。到20世纪后期，各国普遍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着力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改善政府的服务质量^[4]。因此，构建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模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已成为西方各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为适应这种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许多国家都开展了以“少部门、宽职能”为特征的大部制改革。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政府，就开始将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职能进行分离，负责政策制定的是内阁部门，并设有各种决策咨询委员会，而将部门内设机构成建制地转变为执行机构，负责政策的执行，并授予执行机构负责人充分的人事权、管理权和财政资源支配权。于是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在执行机构落实，大量的公务员在执行机构工作。有类似制度安排的国家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相对发达的国家。为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增强政府对公众的回应，西方国家又开始对大部委的运作机制进行深刻改革，采取了决策与执行分离、公共服务宪章、问责等方式，最终形成了现代政府的大部委体制。因而，大部委体制不是单纯的机构整合，而是政府部门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服务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的综合变革。

大部制改革不仅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物，更是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客观必然。从实质上说，大部制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下的管制型政府，转变为符合市场经济机制的服务型政府。决策、执行、监督三项职能和权力的相对分离、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组织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新形势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前提条件。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入的背景下，行政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尽管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是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