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经济已经经历的发展阶段和发生的转折，本报告从经济理论和中国现实出发，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回顾、现状的描述与分析，以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转移趋势的判断结合起来，提供有助于理解农村劳动力的数据系列，提出对政策调整的建议。由于对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力剩余程度及未来的劳动力配置趋势存在着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本报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尝试重新估算农业劳动力及其比重，阐述关于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观点，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和201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分别为2.83亿人和2.58亿人，其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0.5%下降到33.6%，平均每年下降的幅度为2.2%。这个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幅度，显然快于改革开放之前，如1953年这个比重为83.5%，到1978年的25年间仅仅下降了13个百分点。

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速度看，过去34年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或者是不尽如人意的，或者是统计上存在低估的倾向。首先，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前所未有和高度浓缩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其间平均每年提高3.2%或1个百分点。其次，国际经验显示，具有可比性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速度非常快。例如，与中国同样经历二元经济发展并实现了高速增长的日本和韩国，在相同的时间区间，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均要大大快于中国。例如，日本在1953～1987年的34年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速度为每年4.5%，韩国在1963～1997年的34年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速度为每年5.1%，都比中国在1978～2012年的34年里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速度（每年2.2%）快1倍以上。

根据官方统计，2009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为2.89亿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38.1%。这种高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统计方式不能恰当区分劳动力的实际务农时间造成的。因此，如果能够把务农时间更加准确地区分出来，无疑会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一项基于农村住户调查资料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只能对劳动力就业按照年度进行分类的局限，把农村劳动力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投入以人月进行了划分，得出务农劳动力总数为1.87亿人的结果。官方统计把农业劳动力总数高估了1亿多，高估比例为54.5%。根据这个重估的务农人数，如果仍然按照2009年中国城乡就业总人数7.9亿人为基数的话，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城乡就业的比重就不是38.1%，而只有24.7%（都阳、王美艳，2011）。

2009年农业劳动力实际数量是1.87亿人，仅为统计年鉴数字2.89亿人的64.7%，从这一重估结果出发，可以重新构造一个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数据系列（见表1）。固然，这个新的数据系列包含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假设，但是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实际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配置现状，并对未来做出展望。实际上，做出下面两个假设，不仅有助于读懂表1所重新估算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还能从这个数据系列中发现一些必要的政策含义。

表1 农业劳动力的重新估计

续表

第一，为了把基于2009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估计构造成一个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先假设在随后的年份，即2010～2012年，每年实际农业劳动力皆为统计年鉴数字的64.7%。进一步，我们假设从1984年家庭承包制在全国推广起，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实质性转移，因此，2009年显示出的农业劳动力估计数与统计数据之差，是从1984年开始逐年增加并累积的。因此，我们假设各年以相同的速度变化，把2009年的估计结果倒推到1984年。

第二，由于我们无法知道农业劳动力的估计数与统计年鉴数之间的差额，是否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及按照怎样的比例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分布，因此，将其单独列出作为“残差”。实际上，这个“残差”既可能以不同的比例增加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就业数量，又可能在某些特定年份表现为短暂的农业就业数量增加。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济调整期间，以及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这个“残差”项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按照特定时期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这些劳动力一旦转移出来，就不再为农业生产所需要。因此，保持非农产业就业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在社会生活上接纳转移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