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
一 开放的缘由动力:外部环境与自身建设提出的现实需求
(一)执政环境的调适需要向纪检监察工作注入开放性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全面开放的环境之下,这必然要求纪检监察工作在理念上主动调适,方法上及时跟进,遵循民主的途径、法律的程序,构建开放性工作格局机制,把公众参与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力量源泉,确保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推动形成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规范高效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将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二)民本性的体现需要以群众路线为根本的开放性工作模式作保障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体现民本价值追求。就纪检监察工作而言,就是要改变传统工作模式,树立民本价值理念,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走出“深闺”,将工作融入群众之中,将工作思路、制度规范、决策程序、监督渠道等公布于众,与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交流,接受群众的评判与监督,准确把握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注点,确保纪检监察工作体现“权由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民本价值要求。
(三)公信力的树立需要双向互动式工作机制作基础
公信力是纪检监察工作的生命力所在,强化公众参与是提升纪检监察工作公信力的必然路径安排。强化公众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在全社会建立灵敏快速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打破信息封锁和垄断,推动形成信息均衡式纪检监察工作决策机制,有效提升反腐倡廉实效性;另一方面,推动纪检监管监督权力运行环境不断趋向透明,社会公众能够从深层次上准确认识与把握纪检监管权力运行行为,增进对于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解。例如,全国纪检监察机关2012年立案调查的案件中,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的占到41.8%[1]。
二 开放的现实制约:理念与实践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开放主动性理念有待确立
纪检监察工作开放不是被动撞击式公开,而是主动出击式服务,不是单向静态式公开,而是双向动态式交流。由于受到传统封闭式工作思维的影响,目前纪检监察工作开放性实践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撞击式公开,开放主动性理念有待加强。目前网络反腐实践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许多案件往往是由社会公众来揭露一些腐败问题,然后在网络等新兴媒体参与聚焦、发酵问题,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压力的情况下,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才进行被动式的信息回应。这种应对模式显然与开放性工作模式不相吻合。
(二)开放性基本内涵有待统一
纪检监察工作开放性实践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化工程,它需要完备的理论来支撑。尽管目前各地已开始进行开放性实践,但总体而言处于一种星星之火式的自主探索创新状态,在目前中央层面上尚未对开放性基本内涵作出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实践中的不一致、不规范问题比较突出,宏观性和抽象性的规定多,程序化、精细化的规定少。公众参与的途径匮乏,想参与却经常参与无门;参与的具体环境不佳,可参与却面临参与梗阻;参与的渠道不畅,能参与却往往不得要领,最终对纪检监察工作开放度也有直接的影响。
(三)开放性制度位阶有待提升
纪检监察工作开放性实践涉及纪检监察工作体制机制、方式和方法的创新,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推动力与多元的推动手段加以保障。目前关于推进开放性实践的制度普遍存在制度位阶低的问题,缺少来自中央层面的制度规范的有力支撑,开放性制度建设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特征。需要通过进一步提升开放性制度位阶,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按照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将推进开放性实践中的临时性动议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安排,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开放性实践逐步由术语的凌乱凝练为一致,由制度的零碎发展到统一,由实践的零星试点过渡到全面推行。
三 开放的路径方向:构建以民本价值为导向的开放新机制
(一)构建以公众参与为内核的开放格局
纪检监察工作开放性实践应以保障公众参与为目标导向,确保既让公众能看得懂,也能参与进去。
一是推动开放功能的提升。一方面,丰富公众参与载体,增强民意采集功能、公众直接参与功能,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推动形成反腐合力;另一方面,着力反腐信息交流与互动,将公众视线聚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