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物质丰盈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心理纠结的时代；这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时代，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时代。婚姻家庭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波澜起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抛出亲子鉴定、生育权争议、婚前按揭房屋处理、夫妻共有房屋出售等热辣议题，似乎点击了当代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从2010年10月征求意见稿发布到2011年8月正式文本公布、施行之后，各界人士纷纷进行解读、分析、评价，公众对该解释的高度关注和热议，构成了近年来婚姻家庭领域的一大景观。关注包括司法解释在内的公共政策对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的影响，是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揭示司法解释确立的规则对妇女以及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期望能有助于相关规则的实施与完善，以利于司法解释更好地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婚姻法解释（三）》共有19个条文，涉及程序性与实体性、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等多方面内容，本文只是选取3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讨论。

一 关于亲子关系的认定与亲子鉴定

亲子关系即父母子女关系，可谓人与人之间最密切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从古代的滴血认亲到现当代的血型检验、DNA分型鉴定，似乎告诉人们，子女与父母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有时候不能不发生疑问。随着非婚同居乃至婚外情的出现，法律上的亲子关系与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不相一致的情形大大增加，于是否认婚生子女、认领非婚生子女的争议并不鲜见，迫切需要法律给出一个说法。

《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涉及否认婚生子女之诉和认领非婚生子女之诉，按该条规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要提供必要证据证明亲子关系不存在或者亲子关系存在，在此前提下，如果另一方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的主张成立。从该条的规定情况看，司法解释并没有确立认定亲子关系的一般标准；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仍得以坚持；对于亲子鉴定，也没有采取直接强制的做法，而是采取间接强制^[1]，即在提出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在穷尽其举证能力仍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从而申请亲子鉴定，另一方不同意其主张但没有相反证据又坚决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推定提出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婚姻法解释（三）》尽管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强制亲子鉴定，在适用推定时也是用“可以”而不是“应当”，这似乎在告诉法官，亲子鉴定结论并非认定亲子关系的唯一依据。但是，第二条以对方拒绝亲子鉴定作为法官适用推定的理由，无疑凸显了在亲子关系认定上的血缘主义倾向；在实际的审判工作中，法官为了避免错判风险，很难在具备第二条规定条件的情形下，不“可以”适用该条规定的推定规则，由此真实的血缘关系往往成为认定亲子关系的决定性甚至唯一的要素。《婚姻法解释（三）》的实施，使法院委托亲子鉴定的案件明显增加，可谓其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近期对2011年的涉亲子鉴定案件作了一次统计分析，发现该院亲子鉴定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同比增长了214%，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分化、非婚生子女成为主要角色。^[2]

追求血缘真实、使得自然血缘关系与法律上的亲子关系相一致，似乎是人的自然需求，但是，否认已经形成的法律上的子女或者认领不具有法律关系的子女，不仅冲击亲情、爱情，还可能颠覆已有的婚姻家庭，对于生育子女的母亲及其子女更会带来心灵的创伤。以亲子鉴定为武器，即使验证了配偶或者自己的“清白”，双方在内心深处产生的感情隔阂已经无法修补，除了男女双方外，受伤最深的还是无辜的孩子。子女是不是自己与某个男性孕育的子女，一般情况下母亲往往更清楚，因此亲子关系的认定，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认子认女的要求，而在此过程中，妇女将不得不遭受残忍的夫妻反目、母子（女）分离、尊严尽失等多方面的痛苦。亲子关系的认定与亲子鉴定技术的使用，不能仅仅为确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更要权衡已有亲子身份关系的安定，婚姻、家庭的和谐以及未成年子女以及作为母亲的女性的名誉等方面权益，不能仅为了追求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