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领域男女两性的平等与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与基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分别在环境、法律等领域的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维护妇女在家庭中的各种权益。对新时期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近期全国及各省区市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为党和政府制定保障和促进家庭中男女平等和谐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 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数据状况

基于2000年和2005年两期评估的研究探索^[1]，以及对家庭领域性别平等问题的认识和数据状况，本研究从3个层面来考察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一是婚姻中两性关系的平等与和谐（简称婚姻关系）；二是男女两性对家庭责任的共同承担（简称责任分担）；三是资源和机会在两性之间的公平分配（简称资源分配）。上述3个方面构成评估的一级指标，其下设有9个二级指标，根据各个具体指标在综合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赋予了相应的指标权数。家庭领域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权重分配及数据来源见表1。

表1 2005～2010年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与权重一览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为评估2010年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评估提供了大量数据，但仍受公开发表的地区数据的局限，对此国家统计局在六普分省数据补充提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尽管在性别统计和研究上很有意义的如“分性别的再婚有偶”数据，在以往政府普查中一直沿用，但在六普中却很遗憾没有进行调查，因此不得不用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取代。在此也呼吁今后的普查能够重新保留这一指标，以利于研究者和政府相关部门更好地把握妇女生存发展状况。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以及时间利用等指标，使用了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的2000年以及2010年的第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下简称第二期、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2005年评估的大部分数据使用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

二 2005～2010年中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分析

（一）婚姻关系状况

婚姻关系反映两性的婚姻决策权力及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包括婚姻自主程度与家庭性别关系及其和谐程度。本研究选取女性早婚率、男女再婚率之比、65～74岁男女人口寡居率之比、已婚女性中遭受配偶家庭暴力的比例4个指标来衡量婚姻关系。

1.女性早婚率

女性早婚率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女性婚姻选择的受制约性和非自主性。早婚女性一般而言婚姻自主性较差，并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她们发生中断教育、低薪收入、被家务照料劳动羁绊、婚姻关系维持遇挫等可能性，从而减少获得后续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因此，女性早婚率是考察女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负向指标。

研究界和政府统计公报等关于早婚率的界定和计算一直存在两种概念和方法，一种是指初婚年龄在15～19岁女性人数在同期女性初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另一种则指初婚年龄在15～19岁女性人数在同期15～19岁女性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前两期评估使用了前一种概念和方法。为更好地反映15～19岁年龄段人口的婚姻状况，本期评估采用后一种概念，即用同期15～19岁女性总人口作分母。

分析表明，2010年全国女性早婚率为2.1%，城乡差别较大，城市为1.0%，镇为1.5%，而乡村则达到了3.1%，分别是城市的3倍多和镇的2倍多。可见农村女性早婚的概率更大，要降低早婚率，需要特别关注农村地区。

2010年女性早婚率的地区的差异也较大，女性早婚率较高的省区是西部的新疆、云南和青海（7%左右），以及宁夏、贵州（5%左右）。而女性早婚率最低的3个地区是北京、山东、河北，均不足1%。其余地区的比率在1%～3%，其中1%左右的地区最多（见表2）。女性早婚率最高的6个省区虽然均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但紧接着是海南和上海，在3%左右；而早婚率较低的省份多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靠前的中南部，但陕西也位列最低的5省份中，可见早婚率的高低也不完全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相关。

表2 2005年和2010年全国城乡及部分省区女性早婚率

2005年女性早婚率总体而言都较低，全国不足1%，多数省区市也在1%以下。但西部几个省区即西藏、青海、新疆和云南相对较高。可见5年来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