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芬兰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类型与特征

芬兰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是与该国体育政策的发展走向息息相关的。早期，芬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是作为社会政策的内容而出现的，这与许多西方国家体育政策的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公共体育服务强势进入芬兰公共服务政策领域，自那时起，芬兰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方面连续性的政策措施使芬兰体育人口所占比重迅速攀升至60%以上，令世界上许多国家惊羡不已。体育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项内容在实现芬兰人权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福利的普适性。同时，芬兰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全球领先的教育水平均是芬兰公共体育服务诉求得到满足的保证。

芬兰公共体育服务是芬兰社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代表的是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实现芬兰社会道德理想与发展目标的公平。芬兰政府关于公共体育服务公平供给的目标是这样描述的：“公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价值，这一切都是真的，无论我们的年龄、性别、居住在什么地方、社会地位、健康、国籍、母语、种族背景、宗教、性取向或其他类似的个人特质或者生活状况。我们对待他人就像我们自己希望被别人所对待的那样，在体育运动中，我们没有对手，只有友好的竞争伙伴，公共体育服务的运作基于相互信任，法律与法规必须同时到位。”^[1]

从体育的国家管理体制类型看，芬兰实施的是社会管理型，即由社会来管理体育工作。作为代表芬兰体育的非政府体育组织结构——芬兰体育联盟（FSF），在芬兰体育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芬兰体育联盟在实现每一个人平等参与体育和体育活动，以及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方面的目标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体育和体育活动，平等、多样性和公平是我们社区发展的基础，我们想通过与那些对体育和体育活动有着积极兴趣的党派和组织进行积极的对话来创造一个公共体育发展的多样化环境与氛围。”

由此可见，芬兰公共体育服务内涵表现在体育作为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可和尊重，并通过体育实现平等、教育、健康、安全、合作、个性发展以及尊重自然的公共体育文化。以社会组织作为主体来管理芬兰的体育工作，表明社会组织对公共体育服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芬兰处处能够体现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共体育服务理念。

二 芬兰公共体育服务形成的历史背景

芬兰有悠久和丰富的文化发展历史，通过体育实现平等的公共服务保障意识是判断芬兰人自我认知提升的一个重要维度（Meinander 1997）。^[2]20世纪早期，芬兰社会阶层的划分在推动芬兰政治党派的形成及公共体育服务形成的诱因上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1917年，芬兰爆发国内战争，左翼和右翼政党间的巨大鸿沟对芬兰政治发展和体育组织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早期，芬兰体育俱乐部的组织构成与分布其实就是芬兰左、右翼政党矛盾的具体表现。由此而诞生的各类新兴体育组织总是被打上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芬兰中央体育联盟（SVUL）代表右翼政党，其成员构成主要是白领工人；芬兰工人体育联盟（TUL）代表左翼政党，成员主要来自蓝领工人。20世纪早期的其他体育组织还包括中央瑞典体育联盟和芬兰足球协会。当时所有的体育组织均打上了阶层和政党的符号，政治色彩鲜明。

直到1993年芬兰经历了社会变革，芬兰体育组织的政治影响才逐步淡化，并努力朝着社会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去发展。由此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芬兰体育的公共性特征就比较明显，但政治干预的力量还比较大。

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5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本届奥运会不仅证明芬兰是一个体育强国，而且是五年后芬兰国家独立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Heikkala et al，2003；Heinila，1987）。^[3]芬兰运动员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了9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奖牌总数达到26枚，金牌和奖牌总数均排在所有参赛国家第4的好成绩。芬兰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的成功表现不仅推动了芬兰民众的政治觉醒，而且使得公共体育服务在政治上得到加强（Heikkinen 1987）。^[4]在塞帕尼看来，公共体育服务成为推进芬兰国家发展的作用表现为：“芬兰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把竞技体育领域中的成功要素系统的进行了整合和重新定位，并被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