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述对部分发达国家的研究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国家政府政治架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各国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管理体制、政策重点、运行机制、组织结构等方面差异也极大，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西方模式。不同国家往往各具特色，在体育事务管理的具体微观层面各自积累了许多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做法。本文在分析部分发达国家在公共体育服务中呈现的新趋势与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对我国政府体育职能转变的启示。

一 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新趋势与特点

（一）发达国家政府对体育的介入日趋深入

历史上，发达国家曾经主要依赖社会组织发展体育，政府往往采取放任自流和不干预的态度。20世纪60年代以前，除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很少设立负责体育发展的政府机构。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体育事务的涉入呈现出逐渐加深的趋势，政府对体育的管理职能得到强化。除美国外，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先后设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负责体育事务的管理。部分发达国家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发达国家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一览

近年来发达国家总体上出现了强化政府对体育管理职能的趋势，政府对体育的投入也在进一步加大，体育成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被频繁使用。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采取决策与执行分离，政府将管理的重点放在强化政策投入、法规调控等职能上。同时，政府通过强化目标管理与资金的投向等加强了对体育发展的宏观管理，加大了对体育社团的引导与合作，从而更好地实现体育发展的国家意志。

（二）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对竞技体育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

发达国家依据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将体育产品依据其社会功能分成三类：公共体育产品、私人体育产品、混合性体育产品。在改革中，发达国家依据体育产品的不同对不同体育组织进行职能定位。依据这样的原则，近年来，发达国家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将关注的目标集中于公共体育产品的提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越来越关注高水平竞技体育，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以奥运会为代表的高水平竞技体育，许多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国家高水平竞技体育训练中心或基地。

为了振兴竞技体育，日本文部科学省在1989年11月和2000年8月分别出台了《关于面向21世纪的体育振兴策略》和《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使竞技体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进、提高日本的体育事业，2010年8月日本又推出了《体育立国战略》，标志着日本体育政策开始由普及振兴阶段转向推进提高阶段。^[1]受澳大利亚成立体育学院的启发以及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影响，英国成立了英联邦体育学院（UK Sport Institutes），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训练、科研、康复、医疗和信息等多方面的保障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对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投入主要以赢得奥运会奖牌为目标，其对全国单项运动协会的资助力度主要以所辖项目是否具有夺取奥运奖牌的潜力作为依据。在北京奥运周期，英国中央政府更是通过多种渠道，一共投入了2.35亿英镑，是雅典奥运周期投入的3倍多，北京奥运周期进一步增长至2.6亿英镑，最终取得伦敦奥运会金牌榜第三的佳绩。^[2]

表2 英国中央政府近几届奥运周期对各运动项目的投入情况

续表

（三）中央与地方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关系：分层与分权

在政府对体育事务的管理中，西方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努力实现体育的层次化管理。分权以后，中央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提升国家竞技体育实力上，在管理与财力方面向竞技体育倾斜。而地方政府则更多关注全民健身，致力于提高民众的体育参与率与参与质量，实现了体育的层次化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后，芬兰提高了各州政府公共体育发展的自主性，国家财政对群众体育服务方面划拨的资金在减少，而各州政府在法律的框架体系下，却极大地加强了大众体育服务方面资金的划拨，自上而下形成了法律条件下发展的共同认知。^[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体育部门的构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社会组织和地方行政部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控制着体育管理部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政府部门与体育的关联程度日益密切起来。从政府部门的职责构成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