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频繁发生的市民运动，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表现，但从地区整体上看，又明显呈现阶梯分布态势。在经济上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与韩国，市民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较高的协调性，形式较为温和，政治色彩日趋淡化。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的缅甸，市民运动的参与者多是贫苦的大众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性较高，形式较为激烈，各种原因诱发的群体事件都有可能演化为政治风波。经济发展水平介于日韩与缅甸之间的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市民运动的主体正在逐渐由大众阶层向中产阶级转变，与政府或国家的关系逐步由对立向协调的方向发展，运动发起者大都试图将运动本身限制在非暴力范围内，各种运动之间联动的程度有所降低。

在日本与韩国，民生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市民运动日益朝向“将政治理解为一种立足基层的永久参与过程”的方向发展^[1]。在传统的政治领域之外不断开辟新的公共领域，为自身和他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正在成为市民运动的主要功能。这类市民运动更多地关注地方社区而非中央政府，强调生活状况而非意识形态，突出保护自然而非国家发展。其表现形式主要有社区运动（生活者运动）、消费者权利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等。

当今日本的市民运动主要由NPO（非赢利性组织）发起，而日本的NPO又大多在政治领域之外从事活动。据以全日本NPO法人8767个团体为对象、得到了1910个有效回答的“2003年NPO法人活动现状调查”，2003年2月末全日本共有NPO法人认证团体10089个。其中，福利方面的团体数量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团体和儿童养育、教育方面的团体，第三位是社区团体。“这些由志趣相同的人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公民组织反对战争、保护环境、伸张人权、开展慈善和公益活动，在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在社会结构和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2]

韩国的市民团体兼具监督政府和提供公共产品双重角色，但后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市民团体的数量增长迅速。1997年，由《公民报》出版的《韩国市民组织白皮书》中介绍了9467个组织（包括3898个独立组织和5569个分支组织）。其中，55.8%的市民组织成立于1987年政治民主化运动之后^[3]。鉴于民主化后的韩国在政治领域基本上消除了专制独裁，车正美的以下观察应是正确的：“民主化之后韩国的市民运动不是以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斗争时期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为中心，而是以环境问题、女性问题、消费者问题等在民主化斗争时期被埋在‘争取民主主义’大课题之下的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领域的生活议题为中心展开。”^[4]

与提供公共产品相比，监督和批评政府，还是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市民运动的首要功能。在泰国，尽管1992年大规模的市民抗议示威游行最终导致军政府的下台和民选政府的上台，但其后针对中央政府的市民运动一直没有中断。在菲律宾，自1986年人民力量导致马科斯独裁政权倒台后，马尼拉街头的示威游行依旧不时发生。阿基诺、埃斯特拉达、拉莫斯、阿罗约，几乎每一任总统都遭到过市民运动的反对。尽管苏哈托下台后，印度尼西亚政治选举的范围和大众的实际参与程度都有明显的扩大和提高，但民众并没有给予这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以足够的信任。后苏哈托时代，非政府组织的涌现如雨后春笋，人们纷纷通过支持或者积极参与这些团体的活动，以表达个人的意见和不满。

缅甸的市民运动处于东亚市民运动链条的底端。在这个国家，民众几乎不享有自由结社的权利，民众与政府之间存在尖锐的对抗与矛盾，结束军政权依旧是市民运动的最终目的。以2007年8月爆发的“袈裟革命”为例。这场由于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导致的抗议行为，由于发展成为仰光、曼德勒等地持续的大规模游行示威（8月24日、25日仰光的游行人数达到了10万人，其中僧侣多达2万～3万），导致军政府宣布在仰光和曼德勒实行为期60天的宵禁，并采取暴力手段（包括开枪）强行驱散游行示威队伍，导致数十人死亡和受伤，数千人被捕。曾经在1990年的大选中获胜的“全国民主联盟”、“8888爱国学生运动”等反政府势力，在对游行示威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