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简称为“四国对话”）是近年来大国互动中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当前，人们频繁使用“战略关系”来描绘国家间关系，但是谈论“战略关系”时我们应意识到它至少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长期关系，有着共同看法并且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担心，而非战术性的、短期的或者权宜的关系；其次，有关国家的安全关系已经构成总体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就美、日、澳、印四国关系而言，它们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内都拥有重大长远的共同利益，都对中国的发展壮大存在程度不同的担心，都试图主导亚洲地区的未来走向，并已恢复或建立了以联合军演、双边互访和情报共享为标志的军事关系。因此，对亚太地区而言，四国对话无疑具有战略含义。本文首先追踪四国对话的最新动向并评估其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四国推动或参与该机制的不同立场和动机，最后分析其对地区局势的可能冲击以及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一 四国战略对话新动向及其发展前景

2004年末，美、日、澳、印四国海军组成“核心小组”（Core Group）以协调对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救援和重建，这被视为四国战略合作的最初尝试。2006年11月，日本外相麻生太郎首次正式提出四国建立战略对话的框架和平台的建议。此后该倡议的进展引人注目，因为它涉及目前亚太地区四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其是否针对中国也已引发激烈的讨论。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历史性的《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决定设置由外交、防务官员组成的“日澳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考虑到美日之间早有类似的磋商机制，此举预示着美、澳、日正式结成所谓的“民主轴心”。几乎同时，美国副总统切尼还提出将印度纳入美、日、澳三方防务协议的构想。4月，美、日、印在日本海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三国联合训练被定位成旨在强化美、日、澳、印四国关系的一个部分。5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四国官员首次举行会晤。9月，美、日、澳三国领导人举行首次战略对话，强调“从总体上”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但称印度加入三国战略对话的情形“近期不会发生”，暂定“以单独而不是集体的方式”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几乎同时，四国加上新加坡在孟加拉湾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海上军演，表明建立四国战略对话的倡议已开始付诸实践。

2007年9月，随着日本自民党在国会第21届参院选举中败北，作为“四国民主轴心”主推手的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双双下台，构建“民主轴心”的倡议似乎又束之高阁。不过，共同价值观本来就只是四国合作的由头。从发展前景看，尽管四国短期内难以形成军事同盟，但其防务交流和安全对话的力度将逐年加强，未来甚至还可能着手进行四方防务协议乃至军事战略同盟的磋商，以加强它们在亚太地区应付紧急和突发事态的协调能力。一旦印度正式加入，该集团防范和围堵中国的色彩会更加浓厚，非该集团成员的国家面临着选边的压力，四国可能构成未来所谓“亚洲版北约”的四驾马车。

二 四国战略对话的驱动因素：不同的立场和期待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四国战略对话机制迄今尚未完全成型。其根本原因是美、日、澳、印四国对中国看法的不全一致，对未来亚太地区权力分配和安排有不同的算盘。无疑，参与“四方倡议”的国家都对中国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和防御能力抱有警惕和担心，都试图防范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并在亚太地区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多边安全架构。

（一）美国的意图

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初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积极的地区外交已经在改造着东亚地缘环境，美国要确保中国能继续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2007年2月，由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领军编撰的《美日同盟：让亚洲正确迈向2020》报告反映华盛顿政策圈中对亚太政策的主流观点。该报告认为，美国主导亚太形势仍将持续至2020年，但无法在亚洲实行单边主义，而必须和区域国家共同合作^[1]。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亚洲的最佳结构就是美国在该地区维持持久的力量、责任和领导，加上亚洲其他成功国家对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2006年9月，反映美国两党立场的“普林斯顿报告”——《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正式出台，主张创建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