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蓝皮书”来说，2013年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这个“文学蓝皮书”，从2003年以“中国文情报告”的题目立项起，至2013年这本“文学蓝皮书”完成，已先后出版了10本，整整做满了10年。不知不觉走过了10年的时间，按部就班地编撰了10部报告，这让人有些许的欣慰，也有更多的感慨。

10年来的10部报告，各有不同年度的侧重与各个作者的视觉，这自不待言。但作为主编，我感受最为强烈的，是文坛在市场化、网络化、传媒化的多种因素合力推导下，不断发生着种种新的变异，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与信息技术，文学与产业发展，既勾连密切，又互动频仍。这些都给我们跟踪与扫描年度文坛，带来极大的难度。因此，每年的文情报告，对于分报告作者和我这个主编来说，都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挑战。而正是在应对各种难题和迎接如许挑战中，我们不懈不怠，勉力前行。从而，经历了非同寻常的10年辛苦，也取得了还算不菲的10年收获。

2012年的文坛，依然是在平稳中内含变异，在变异中依流前行。这种新的变异，既藏匿于各类题材的创作领域，又潜藏于诸种文学事件的发生，还体现于文学的生产传播过程。这些或显或隐的变化，在分报告中都有一定的观察与呈现，这里的总报告，只就整体性的现象，倾向性的问题，作一概要的梳理与评说，以与各个分报告相互补。

一 创作走势述略

在年终盘点2012年的文学创作时，评论家们最为常用的关键词是“平实”。确实，无论是从收获的不丰不杀看，还是由状态的循序渐进看，“平实”都是一个最为恰切的描述。但是，平中有奇，常中见异，在表象波澜不惊的走势之中，各个门类的创作都孕育着一定的变化与微妙的异动，从而使2012年的文学创作的整体情形，依然可圈可点，可读可评。

作为文学创作的重头戏，长篇小说近几年在数量上持续增长，2012年更稳定在4000部以上。与此同时，在写作取向与艺术视点等方面，都有明显可见的新的迹象，新的因子。从宏观层面看，给人们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地域文学的集束出击，两个代际群体的携手而来。两个地域的集束出击，一是广义的河南作家群，今年有分量的作品较为集中，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李佩甫的《生命册》，周大新的《安魂》，墨白的《手的10种语言》等，它们各以自己的恣意出新，在众多的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也在作家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陕西作家群，今年有叶广芩的《状元媒》，红柯的《好人难做》，冷梦的《西榴城》，钟平的《天地之间》，再加上杜光辉的《大车帮》，刘晓刚的《七天》，梦萌的《倾城》，大有超过1993年“陕军东征”的势头。这些作品，既有写历史的，又有写现实的，既有写实性的，又有非写实的，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陕西小说创作正在走向多样化的可喜风貌。两个代际作家的携手而来，一个是以“70后”为主的“中生代”作家，今年相继推出了路内的《云中人》，曹寇的《屋顶长的一棵树》，阿乙的《下面，我们该干些什么》等作品。这些作品在个人化与文学性，或专业化与小众性上，都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追求。另一个则是以“80后”为主的青春文学作家，这些作家作品今年有颜歌的《段逸兴的一家》，孙睿的《路上父子》，莫小邪的《何不醉在人间》，祖若蒙的《谁动了我的青春》，许多余的《远方》，吴瑜的《不渝》，晶达的《青刺》等先后面世。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群体正在日益走向分化，或更加趋于成熟。

但在2012年的长篇小说中，最令人为之惊异的，还是乡土题材的式微与变异，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已很难找到了。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为那些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作品，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所替代。这种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这里较为典型的代表性作品是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李佩甫的《生命册》等。乍看起来，作品似乎未离乡土，但作者的描写重心，已是城市与乡村的交叉转换中的农人的生存状态与无奈命运。桎梏着他们的，是超越了乡土的更大的社会氛围。

乡村城镇化的拓进与外来务工者的加入，使得乡村与城市从外到内都发生着巨大的新变。这种不可逆转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