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传统与类型、严肃与通俗的两极分化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除去流布于网际的长篇作品难以胜记之外，在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出版登记的长篇作品，就有5300部之多，除去其中旧作再版的及部分港台与海外作者的，内地的原创作品也应在4000部左右。而这4000部左右的总量，又可分为传统与类型两大部类，而其中更为人们所关注，并被看作是体现了文学审美探求的，主要是4000多部中的那些偏于传统文学写作的作品。长篇小说领域的这种明显分野，与文学写作的群体分化、观念分化、阅读分化等都密切相关。因此，它虽然是以创作的样态呈现出来，内里的动因显然是综合性的。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度举世瞩目的当代文学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也为人们反思包括创作与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学现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已有论者由莫言的荣获诺奖，敏锐地看到“中国经验”开始为海外学者所关注，并为世界文明添加新的因素的现象（见贺绍俊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国经验与当代长篇小说新变》）。显然，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双赢的意义，即莫言为世界文坛提供了他所观察和感知的中国故事，而诺奖评委会在众多的可能中首肯了这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杰出作家。中国作家带着中国故事走向世界，莫言的创作居功至伟，瑞典文学院的选择也功不可没。

其实，以个人化的叙事，讲述中国化的故事，一直为当代中国作家所孜孜以求，只不过莫言更为突出一些而已。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生活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传媒化的多种因素推导下，越来越走向混合性、交互性。这种缭乱的场域与喧嚣的背景，冲击着文学，也考验着作家，那就是只有那些有根基的写作与个性化的表达，才会从中凸显出来，具有引人关注的可能，实现切实有效的传播与流通。因而，众多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极力追求看取生活与表现感受的独特性，使不同角度的个性化、不同层面的中国化的艺术取向，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创作风尚。由这样的视觉来看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就有可能跳出“丰收”与“歉收”的简单判断，从看似平常与平实之中，发现那些蕴藏于其中的独特叙事与精彩故事。

一 城乡：新变与隐忧

在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对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旧有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方兴未艾，始终变动不居。这种持续的新变，使得大部分的乡村走向了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

但在2012年，一些作家还是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写作上坚持探掘，并在立足现实的小说营构与直面现状的文学纪实上，拿出了让人惊喜的作品，取得了令人可敬的实绩。前者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李佩甫的《生命册》，后者如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

《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的家事如何由小变大、由少成多，又如何由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的描写，真实而坦诚地揭示出了当下城乡社会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态，那就是从村、镇、县，到公、检、法，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潜在的利益。而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有规则实则冰冷冷的公共秩序。对于如李雪莲这样有冤屈又爱较劲的妇人来说，这一秩序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