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也被港人称为香港特区的“小宪法”。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念都写入了这部“小宪法”。《基本法》是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中国内地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文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回归初期，由于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别，以及内地与香港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和自治的范围的不同理解，《基本法》在香港的实施经历了一段磨合期。如今，香港已经回归超过16年了，《基本法》的运作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虽然如此，《基本法》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在过去的每一年里，包括2013年，在其落实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法律问题，需要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一 司法独立与居港权问题的新发展

司法独立一直是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之一。香港主权回归之后新的宪政地位，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内享有高度自治和不同法律制度（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对司法独立这一概念，特别是法院独立行使解释权方面，产生了不同的理解^[1]。这在一系列的居港权案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且在2013年有新的发展。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在吴嘉玲一案中除了对吴等人是否根据《基本法》享有居港权作出判决之外，还指出香港法院有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是否与《基本法》相一致作出审查及裁定^[2]。这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6月26日对《基本法》作出了第一次解释^[3]。在其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终审法院在作出判决之前没有依据《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而且其解释也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因此决定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作出解释^[3]。解释的第二段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前三项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其中第（三）项关于“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的规定，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条件的人。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4]。

这一解释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它清楚表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的立法原意都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

终审法院在随后的刘港榕一案^[5]的判决中明确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的规定，对《基本法》有不受限制的解释权。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所作的解释，终审法院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和其较早前在吴嘉玲一案的判决中所作出的裁定有所不同。但是，终审法院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是有效和具约束力的，香港特区法院必须以其为准^[5]。

在2001年7月20日由终审法院所判的庄丰源一案中，法院所要处理的法律问题是，父母均非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庄丰源是否可以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享有居留权^[6]。终审法院指出，在1996年8月10日，香港特区筹委会对实施《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发表了意见。其意见的开头部分说：“…… 《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对‘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问题作出了规定。为了实施上述规定，特提出以下意见，以备‘香港特区’制定实施细则时参照。”其后的第一段是关于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说明：“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