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02月 |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运用并在不断完善中逐步形成的一项预防腐败的新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完善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陕西将推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置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位置,历经试点实践、论证完善、全面推行等环节,成效不断显现,同时,进一步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任务还十分紧迫。
一 推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背景
(一)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反腐败是我们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提出要通过廉洁政治建设化解政治风险,凝聚民力民智,实现中国梦。201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工作规划》指出,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全党要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进行了重点部署,特别提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重点,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尽管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反腐倡廉制度渐成体系,然而,腐败问题虽经多年治理,依然易发、多发、高发,与人民的期待还有差距。
(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萌芽
现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作为预防腐败的新制度,发端于我国海关总署1997年在系统内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实践[1]。这一时期,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只是提出了“廉政风险”这一概念,并试图治理已经发现的廉政风险,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和说明。此后,海关总署在反腐倡廉实践中不断创新,在全国海关系统开发推广了“海关廉政风险预警处置系统(HL2008系统)”。这一系统的运用,使海关执法监督和防治腐败工作能力得到新的提升[2]。
海关总署探索出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办法,得到更多行业和地方的认可和借鉴。1999年,国家开发银行为了创新内部管理,借鉴国外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方法,于2002年建立起“业务推动、风险控制、稽核监督”三条线并行的业务运行管理体制,将防范信贷业务风险和防范廉政风险共同推进[3]。2005年,江苏省句容市检察院尝试实行廉政风险基金制度,对一定时间段内没有出现违法违纪等问题的公职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奖励[4]。2005年,成都印钞公司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过程中,构建了符合公司实际的廉政风险点制度[5]。
(三)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完善和推广
1.北京的试点
如果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发端于海关总署的创造性廉政建设实践,那么,廉政风险防控作为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制度成果,从个别系统和部门的实践到地方的不断推进,影响越来越大,始于北京原崇文区的试点。2006年底,北京市崇文区纪委针对地方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继承海关总署关于廉政风险防控的基本理念,借鉴现代管理方法,在每个权力岗位、每个工作环节中查找风险点,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将预防腐败的关口前移,最大限度地降低廉政风险。经过8个月的试点和调研论证后,崇文区先后解决了理论基础的完善、风险识别的方法、措施制定的途径、考核评估的内容和工作的组织实施等问题,最终形成了《崇文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其配套文件。
2007年9月,崇文区在经过充分研究论证之后,全面启动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实践。崇文区把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和PDCA全面质量管理办法运用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之中,通过一系列环节和程序对腐败进行预防。崇文区分析研究以往腐败案件产生的原因,分析查找出党员干部在履职用权过程中的主要风险类型,然后对廉政风险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风险设置各个不同的防范措施,再经过计划、执行、考核、修正四个环节对廉政风险防范工作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6]北京推行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提高预防腐败实效具有积极意义。此后,廉政风险防控从崇文区慢慢扩大到全北京市,向农村、国有企业、高校、社区等基层重要岗位延伸,有力地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