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反对腐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从严治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第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指出，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注重深化改革，健全体制机制，加强源头治理，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法律和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防止权力的异化，提升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效果。

一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意义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同各种腐败现象以及形形色色腐败分子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体现了党对权力腐败规律和防治腐败规律的深刻把握。当前，消极腐败等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只有坚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切实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一）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把握

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任何组织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权力的行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从成立那一天起就面临着权力腐败的风险；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着党同各种腐败现象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同腐败现象作斗争中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建设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面临着各种腐败风险的侵蚀，出现了“谢步升案”、“黄克功案”等典型案例。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从刘青山、张子善，到胡长清、成克杰，等等。面对腐败分子，党采取了壮士断腕的自我疗治措施。在90多年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只有不断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努力形成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才能有效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四大危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不可否认，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总体上同形势发展以及党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但也要看到，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产生了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的享乐主义思想，滋生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一些领域腐败现象呈现出易发多发的态势。这些都对党的领导产生着弱化和消解作用。腐败分子本身具有“鼠屎效应”，这就会不同程度地放大腐败个案的破坏力，削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因此，有效预防腐败，严厉惩治腐败，就成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然选择和最低要求。

（三）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客观要求

2013年3月，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廉洁是公信力的基石。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人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把其他事情办好，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就有可能付诸东流。”实践证明，效率与廉洁密切相关。如果政府腐败、官员贪墨，权力必然容易遭受利益的侵蚀，权力运行的方向就会与设计的目标导向背离。最终的结果是，政府行为要么低效率，要么零效率，要么负效率。反之，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法律制度的运转受到不必要干扰的概率较小，权力异化的可能性较低。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负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