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权利概念的引入

城市权利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者Henri Befebvre于1968年提出，其初衷是为了争取城市中所有居住者的空间生存权。他指出，在城市中居住的所有居民（不论原住与外来），不仅具有诸如公民选举权的最基本的权利，还具有通畅的在城市生活、生产、迁移的权利，对城市的公共政策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现在的城市与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有很大的不同，但由于城市权利对非市民（外来人口）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其分析框架仍然对大多数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城市权利指出，外来人口因长期被排斥在“社区”的社会范畴和空间范畴之外，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诸如文化隔阂、城市安全、资源分配不公等，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

二 印度城市外来人口的发展情况

在1961～2001年的40年间，印度城市外来人口的比重由19%增长到了24%，农村土地不断被新拓展的城市侵蚀，产生了一种“被排斥的城市化”。新增的城市人口除了城市扩张产生的边缘地带人口，还包括大量居住在边缘地带的迁移者，而后者往往更容易被统治者忽略，而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

长期以来，印度政府没有给外来人员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其消灭城市贫困人口的做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在边缘地带长期发展非正规经济（如小的生产作坊集群）；二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大规模修建和改造将贫困人口驱逐到更远的边缘地区，以实现城市的扩张。

因此，贫民窟在印度十分常见。截至2011年，印度共有9000多万人口聚集在贫民窟，与20年前相比人口翻了一番。以最大城市孟买为例，1600万城市居民中，有超过62%的“贫民窟”居民，其中的达拉维贫民窟是世界第二大贫民窟，仅次于南非的索韦托。

三 新“城市权利”的提出

全新意义上的城市权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保障外来人口能够获得与原住居民同等的资源分配权利，而是强调通过改造城市来改造人；它强调的是在重塑城市形象与地位过程中的普适权利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而不是对原住民与外来人口任何一方有所偏废。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印度政府曾推出“城镇无贫民窟”政策，试图通过强行安置等措施来解决贫民窟问题，但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对于城市贫困产生的空间碎片化问题，印度城市政府主张通过改善贫困区的居住条件而非拆除重建的方式来消除贫民窟，从而避免表面统一、光鲜的单一城市形象，不仅通过改造而使城市具有特色，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生产和生活结构的层次性与多样化。

1996年，印度政府发起“全国贫民窟开发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为贫民窟提供饮用水和社区公厕服务，大约4600万人受益。2009年，印度总统帕蒂尔表示印度政府将开展城市特殊造房计划，旨在为城市穷人和贫民窟住户提供住房，争取在未来5年消除贫民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城市权利的考虑决定了我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个性发展城市的道路上能走多远、走多好。

四 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一）为贫民提供城市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条件

印度各个城市都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贫民的福利，其中比较常见的是给贫民窟里的居民补贴水电费。例如，孟买市政府每年提供给贫民的水电补贴就高达千万美元，新德里更是超过了3000万美元。其他城市也基本都是如此高的补贴，几乎可以让贫民窟的居民免费使用水电。因此，印度的许多贫民窟一般都可以24小时供水供电，并有工人定期对基础设施进行定期养护和免费维修。这是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保障。

（二）使贫民窟成为城市福利的重要源泉

印度城市在外来人口居住区仍然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商业与小型制造业，并提供服务业就业机会。贫民窟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是辅助城市环保工作的垃圾再循环。任何塑料、金属都被从垃圾堆里挑选出来，分类出售。在孟买的达拉维，80%的塑料品都被回收利用，有逾25万人以循环垃圾为生。

同时，政府为贫民提供了门槛很低的行业准入机会（例如出租车运营）。任何人一次性缴纳一笔约150元的费用即可获得三轮车的运营证，不再收取任何税费；缴纳约300元即可获得小汽车的运营证，愿意从事出租车业的人还可从政府获得优惠贷款。此外，贫民窟还为孟买提供廉价的保姆、司机等日常服务人员，它恰恰是城市的福利，使城市中心一直维持着较低的物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