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根据1980年宪法，智利对皮诺切特是否继续担任总统举行公决。投票结果是：反对票占54%，支持票占43%，民主力量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在第二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帕特里希奥·艾尔文在17个中左政党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获胜，并于1990年3月就任总统。智利终于结束了长达17年的威权政治，恢复了民主制度^[1]。在新的历史时期，智利政府主要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和解，特别是保证平稳的文武关系^[2]，处理1973～1990年军人执政期间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二是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公正，偿还军政府执政时期欠下的“社会债务”。尽管目前智利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但政府在上述两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总结智利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和谐社会首先是稳定的社会。社会不稳定，社会和谐无从谈起。恢复民主制后，文武关系成为影响智利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追究军人执政期间侵犯人权的罪行、前威权政府领导人皮诺切特的命运及在国家法律和制度上存在威权主义的条款，使联合政府和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及民主制度的巩固产生直接影响。同大多数民主制度仍不十分巩固的国家一样，在对军方的政策上，联合政府领导人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倘若他们试图削弱军人的政治权力或加强政府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的行动很可能加大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摩擦，使军人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从短期来看，加大了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另一方面，倘若他们未能改变非民主的文武关系模式，从长远来看，转型后的政治体制将既是不民主的，又是不稳定的。据吉列尔莫·奥唐奈的较悲观的观点，民主制面临着“或者因传统的军事政变导致‘猝死’，或者因民主制实践的逐步被侵蚀而导致‘慢慢死亡’，最后滑到威权主义”的危险。^[3]

在1988年的公民投票中皮诺切特政府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军政权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条款严重限制了新的民主政府的活动空间。1989年，军人与反对派之间就宪法的修正问题举行了谈判。通过谈判，1980年宪法中一些重要的威权主义条款虽然被删除了，但许多非民主的因素仍保留了下来。宪法中非民主因素及其他一些法律和制度安排的存在，使军人在新的民主制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特权。这些特权如下。

（1）根据1980年宪法，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任期4年^[4]，除非在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中武装部队成员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席位）同意的前提下，总统无权撤换武装部队最高总司令。况且，若不经武装部队最高总司令的首肯，总统无权提拔和撤销任何军官。

（2）1980年宪法规定，按通胀率作调整的最低军费预算不得低于1989年的预算额；况且，每年要把国家铜矿公司出口铜的10%的利润（最低不得少于1.8亿美元）划入武装部队的账下。^[5]

（3）武装力量成员享有特别的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军事司法系统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一般司法体系，陆军审计长在司法部最高法院拥有1个席位。1978年，军政府通过了一项大赦法律，保护军人不会因1973～1978年间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可能受到的指控，绝大多数罪行和“失踪者”发生在这一时期。^[6]事后证明，大赦法律的存在成为把肇事者推上法庭的严重障碍。另外，军人还获得了专业和学说上的自主性，阻止文人对军事训练计划、后勤部门和军事采购政策进行干预。

（4）为使武装力量的参政合法化，1980年宪法规定，武装力量是“制度秩序的保证者”，并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就国家安全事务向总统提出建议。最初，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3名文人成员（总统、参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和4名军方成员（陆、海、空部队及警察部队的总司令），这样，军方代表在其中占多数。1988年，在公民投票中皮诺切特失败后，通过谈判，国家安全委员会新增了1名文人成员（总审计长）。这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文武双方的代表人数相等，由此也使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文武关系紧张的策源地。根据规定，只要有2名成员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可开会，这样，总统对其实际上没有控制权。

（5）根据1980年宪法，皮诺切特离任前任命了9名非选举产生的参议员：总统任命2名参议员（1名前大学校长和1名前政府部长）；最高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