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伴随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制度化趋势，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签署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当前“后京都”也就是《京都议定书》目标年2012年后全球减排谈判（即第二承诺期，2012～2020年）的艰难前行，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受关注度和地位与日俱增。在第二承诺期谈判过程中，《公约》内外两种机制并行，并且相互影响。欧盟驱动《公约》内机制，美国主导《公约》外机制。但是，自奥巴马入主白宫，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战略全面调整，《公约》内外机制并行，表现了美国试图成为气候变化领导者的姿态。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走向何方，疑窦丛生。各缔约方均在紧抓保护气候这面旗帜，建立并借助《公约》内外各种机制和平台调动对己有利的国际民心和舆论，释压解套，树立积极国际形象，积聚主导国际事务的软实力。非政府组织、国际企业联盟和美国地方政府也有相应的气候变化动议。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形势，中国需要在战略上把握各主要博弈方的战略动机、利益诉求和策略手段，结合国情，在国际谈判中发挥作用，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相对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一 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

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认知的不断强化是国际气候进程不断前进的基础。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发起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作为《公约》谈判的科学咨询机构，IPCC汇集了世界数千位科学家，以科学评估报告的形式搜集、整理和汇总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IPCC自成立以来，已陆续推出四次评估报告，对持续推动国际气候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IPCC完成第一次评估报告，试图从大量的科学文献中寻求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1990～1992年）、达成（1992年）和批准生效（1994年）；1996年IPCC出版其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一次明确指出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有力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签署（1997年）；2001年IPCC提交第三次评估报告，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经济活动与全球变暖的因果关系，意在推动《京都议定书》的批准生效及实施，由于各国利益分歧太大，尤其是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第三次评估报告的效果因政治干预而大打折扣。

2007年，IPCC全面完成第四次评估报告，分别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等不同角度，采用大量更新的科学证据，重申并强化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基本结论：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科学事实，人类活动是近50年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主要原因，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对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明显可辨的影响，并使已经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对未来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适应政策与行动有助于减轻不利影响。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需要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要确保未来温度升高（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大气温室气体浓度需要稳定在450ppm的水平。这样，在中期（2020年），发达国家需要相对于1990年的排放水平至少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路径相对于正常的排放轨迹需要下降15%～30%。在远期（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当前需要减排50%。IPCC报告认为全球减排前景相对乐观，认为现有各种技术手段和许多在2030年以前具有市场可行性的低碳和减排技术，可以帮助各国实现较低成本的有效减排。IPCC的报告认为，通过国际合作的一致行动以及合理的政策措施，可持续发展与减排之间并不矛盾，还可以相互促进，有助于最终实现《公约》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的长期目标。这样一些目标和结论，形成了关于2012年后国际气候协议谈判的科学基础。

IPCC评估报告代表了国际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认识，提高了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也是国际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对推动当前国际谈判进程显得尤为重要。

二 国际气候谈判的多元化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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