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是平的。”——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正以抹平国家、民族物理界线的方式，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在错综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处理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立足于这一学术前沿，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联合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2013年7月18日共同举办第三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研讨会，以突破学科、地域、意识形态界限，共同深入探讨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助力人类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本届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海内外50多位传媒顶尖学者和业界精英会聚一堂，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欧美130余所高校的350名新闻传播学科的学子就“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主题展开讨论、交流经验。

新媒体如何改变社会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黄煜教授以新媒体对社会的互动层次为标准，将新媒体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主要特点为新媒体更多的是给予个人以强大的自主权，主要关注新媒体是如何在社会参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对个人造成影响的，时间跨度为十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革新，新媒体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为新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日益强化。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韬文教授从中国内地和香港两个舆论场的互动切入，通过研究发现内地和香港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功能存在差异。在内地，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产生的舆论场比重非常大，但在香港，大众媒体还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内地和香港舆论场虽然差异显著，也存在许多冲突，但是两个舆论场可以互通有无，作为彼此的补充，这样舆论的基础才比较接近真实。

台湾辅仁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宜蓁教授的论述侧重于新媒体对商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商业活动影响方面，新媒体产生之后，微型创业变为可能，改变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同时，管理上重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对话的转变，消费者的权利大为增加。人际关系影响方面，现在的年轻人体会到的人际关系为“C-M-C”（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的模式，即处于该模式下的人际关系是通过网络来互动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郝晓鸣教授认为，新媒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并且在中国社会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既是信息的传递人，又是一个舆论空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两个不同的话语空间，即官方的话语空间和由新媒体形成的民众话语空间，两者虽然是一种跨空间的交流，但是双方能够形成对话。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洪浚浩指出，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和机构，以及这个社会当时所处的阶段。它们可以决定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范围、内容等。依据调查结果，他阐述了中美两国国民新媒体主要使用目的的差异。大部分美国人使用Facebook、Twitter等新媒体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发送自己编写的新闻，更多的是用来转发或者行使个人通信功能。因此在美国这一类新媒体并不被称作自媒体，而大多数中国人是将微博等作为一种自媒体来使用的。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谢耘耕教授指出，互联网在我国造成的社会影响要远远超过欧美国家。这主要源于互联网功能上的差异。欧美国家的互联网更多地是充当商务、交流平台，中国的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民意广场或政治广场。互联网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互联网重构了我国的传播格局，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法制进程，改变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

武汉大学教授沈阳认为网络媒体不是新媒体，移动媒体才是新媒体。在谈及新媒体的作用时，他将其归结为：一是媒体的报道，会导致法律和经济上的一些改变；二是媒体对社会进行揭露性报道之后，具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三是媒体做了报道，但是公权力或批判对象采取静默的态度，保持缄默；四是媒体对社会的作用力越大，社会对媒体的反作用力也越强。

新媒体与传播生态重构

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陆小华深入研究了新媒体演变规律与未来媒体发展趋势，认为新媒体的演变遵循从信息性传媒到关系性传媒的规律。这种转变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