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经济资本足以傲视全球，但是我们的社会资本却在急剧地缩水。社会资本就是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个体或社会之间的关联，是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尤其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形成的凝聚力、一种政治共识。这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

今天这种社会信任体系出了很大问题。最近，红会又一次遭遇重创。两年前，“郭美美事件”曾重创了红会的公信力。雅安地震当天，中国红十字总会发了一条官方微博，告诉大家，总会的工作组正在赶往灾区考察灾情，“考察”这两个字引起网友的强烈不满。结果几乎一夜之间，红会的微博遭遇了14万个“滚”字，都是网友鄙夷的手势。不光是我们的官办机构，我们民间的热心志愿者，比如说知名网友李承鹏到雅安救灾，也遭遇了很多网友的质疑，让李承鹏感到非常的委屈和愤怒。这和互联网的特性有关，有传播学者研究发现，Twitter在一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的贡献最大，内容涉及关心灾难中的同胞。但是，在3小时后，Twitter往往开始帮倒忙。国内的互联网也是这样，在雅安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网民是对天灾本身的关切，对人类同胞的关心和同情。但第二落点，则糅杂了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带来的消极心理。这种消极的心理从何而来？首先，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今天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领导干部面对弱势群体和权益保障问题时，经常出现一些不敢担当、缺少基本的同情心的现象。另一方面，还有社会公众人物的一些所作所为，经常发出一些雷人的言论，击破了社会道德底线。

所以，我们应如何看待今天的社会矛盾？相当程度是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流失，是社会信任体系亟待修复。但是今天如何解决社会的矛盾，特别是民众对社会消极的认知、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不是简单的政府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就能解决的。社会转型期的很多复杂矛盾，盘根错节。所有人都是一分子，对解开复杂局面都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我们觉得很多不合理现象，而在历史发展的曲折的必然性中，又有很多合理的值得我们深切同情、理解和尊敬的成分。比如2013年铁道部撤销了，网上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都在欢呼，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壁垒终于被攻克。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铁道部的老员工来到铁道部的牌子前拍照留念。所以我就感慨，对铁道部的消逝哀矜勿喜，毕竟它凝聚过不止一代人的汗水和泪水。在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体制下也有人性的闪光和崇高的牺牲。中国代表团在2013年访问了坦桑尼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专门吊唁了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专家墓。我注意到这条新闻后面的跟帖都是批评。当时我就发了两篇微博，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援建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当时连陈毅副总理都向周总理说这样恐怕我们国力吃不住，但是它对我们当时冲破国际上的孤立局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冷战”时期我们四面楚歌，被西方主流国家全面包围。而中国重返联合国表决的时候，坦桑尼亚的代表专门穿着中山装来投票。所以毛主席感慨是非洲的黑兄弟抬轿子把我们送进了联合国。我们如果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看牺牲的69位专家，我们对他们也持有朴素的尊敬和礼赞——如果他们生活在开放年代，也许可以很快成为欧美的访问学者，也许可以成为外交方面非常强悍的代表。但是，每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

所以我想概括一下，引用台湾的一句政治术语，就是今天转型期的很多问题是一种历史的共业。所谓共业，是一个佛教术语，就是历史上由于某种体制——虽然我们觉得这种体制不合理，把我们捆绑在一块，我们都是受害者。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是这个体制的缔造者。社会转型期的很多问题需要政府和民众，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相互包容，相互谅解。具体来说，我们主张今天要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对不合理的现象更多的是追究制度，要修复和完善制度，而不是苛责个人。我觉得尤其要建议某些都市报要理解所谓的多元的利益诉求的历史合理性，理解改进社会的治理需要多方的齐力，而不是简单的超越国情的激进的方案一夜之间就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要力戒道德的洁癖和智商的优越感。比如说，有人主张反对既得利益集团，我和《人民日报》的周瑞金探讨过，我们共同觉得这个提法会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