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转型，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社会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带来技术、社会和历史的变迁。^［1］虚拟社会逐步兴起，开辟了人类活动和发展的崭新空间，使单一现实社会分化为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两大社会层面，形成了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并存的二重化社会存在形态。互联网消弭了时空隔阂，成为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要素，以网络为中介的集体行动层出不穷。既有的研究将此种事件作为“网络群体事件”“网络集群行为”“网络集体行动”等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赵鼎新认为，影响或决定任何集体行动（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概括为三个因素：变迁、结构和话语，本文在“三个因素”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集体行动2.0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当前中国情形下的虚拟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逻辑。^［2］

二 理论背景与文献评述

（一）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紧张与国家治理变迁

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转轨、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和社会观念的变化都会加速进行，并由此产生一些带有转型时期特点的新的问题。^［3］李强通过对“五普”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形”，这一结构造成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4］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丁字形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诸如个体的失范、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地位不一致等负面感受很大程度正是缘于客观的结构分化快于制度整合而引起的失衡与紧张。^［5］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市场化和民主化与社会转型互为因果，引发国家治理层面不同程度的危机，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基欧汉和奈指出：“经典的政治问题——谁统治？以何种形式统治？谁受益？——不仅与传统的有形空间相关，也与网络空间相关”^［6］。对于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肖滨认为，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双面性与非均衡性，只有公民、公民社会的力量壮大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构建起来，才能抑制国家监控体系单面扩展，化解“数字利维坦”风险。^［7］

（二）公民社会、虚拟社会崛起与网络公共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影响。^［8］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几乎同步的是，三个拥有独立起源的进程（工业制度的危机、面向自由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出现了社会组织的新形式——虚拟社会。^［9］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是互联网与公民社会在共同演进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的结果。而这个共同演进的过程，发生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多元互动的历史格局中。该格局的主要“角色”，除了互联网与公民社会以外，还包括国家、市场和各种跨国力量。它已成为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力量，影响到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促使政策议程设定模式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10］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让虚拟社会成为识别、表达甚至解决公共问题的场所。^［11］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社会架构下，网络公共领域在建构现代公共领域的同时，也在建构着现代公民社会，网络公共领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构成及基础。

（三）集体行动、抗争政治与虚拟社会中的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并发展成为一门横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本文将西方集体行动研究理论梳理为四种研究取向（见表1）。海伍德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出现，被广泛认为是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中权力日渐分散和碎片化的征兆。^［12］其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应用，并且将日益得到应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和反占领的优势工具。^［13］国内的研究者分别从网络行动、网络集体行动、网络政治动员、网络群体事件、互联网公共事件、网络集群行动和互联网集体抗争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14］王国勤发现，在当前各类研究社会矛盾或冲突的文献中，出现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行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