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由于互联网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网络节点多等特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网络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技术保障。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是网络流行语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其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平台。尼葛洛庞帝说：“网络将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1］而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网络公共事件这一语境下，网络流行语作为弱者抗争的方式展现出的话语政治实践功能。

借用杨文全教授对流行语的界定：“在一定时期、一定社群内被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一般为口语，带有一定的方言性，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人们心理活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并在传媒的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2］该界定已然非常全面，然而作为网络流行语，互联网是其传播、扩散的媒介，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网络流行语限定为：发端于社会公共事件、涉及公共利益、在网络平台上引发公众普遍关注与讨论的网络流行语。比如“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表哥”等。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行动者对生活现实的建构和表达，它们不仅有文化意义上的语言学内涵，也具有日常生活权力实践的政治学意义。曾繁旭等学者认为互联网与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命题有两大研究路径：关注以网络为阵地展开的公民行动（internet contention）和侧重考察通过互联网来动员网下行动（internet-assisted contention）。^［3］而本文之所以对网络流行语的范围进行限定，目的正在于能够沿着第一条路径研究下去，因为正是这样一些与网络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紧密相连的网络流行语带来了我们对公民行动、公共领域的新憧憬。

二 网络流行语何以成为“武器”

（一）传统民意表达及网络表达渠道的受限

从宏观背景来看，处于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所造成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等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当涉及官员贪腐、社会机会不均、司法公正等问题时，往往会成为“逼急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们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到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之中，希望得到公民所应具有的话语权。然而在我国党管媒体的体制原则和框架之下，以党报、电视台和电台等传统主流媒体为核心的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构成了“来势汹涌”的官方舆论场，其更多时候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而出现的，都市报的社会议题报道经常受到宣传纪律的束缚和行政力量的干涉。多种媒体、一种声音的格局由此形成，而这也就势必剥夺了普通民众“发声”的机会，公民话语权式微，犬儒主义情绪盛行。

进入新媒体在全球“风华正茂”的时代，中国并没有太滞后，新媒体同样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且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微博元年”“围观改变中国”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先天不足的民间舆论场带来浴火重生的希望。然而正如网络流行语“草泥马”的出现所显示的，在威权社会下，公民的话语权争夺战是始终要跟“管制”二字作长期斗争的。“关键词”过滤、网络警察、删帖、删微博乃至网络实名制都被看作对网络表达渠道的限制。搜索引擎上常常出现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便是最为有力的例证。

由此可见，网络流行语是在传统民意表达渠道和网络表达渠道，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的夹缝之中成长起来的，它体现了话语权力的游击策略。它从一开始就凝聚了群体性的智慧，并且一边肩负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迅速传播、快速吸引眼球的责任，一边肩负“曲线救国”、规避政治风险的责任。

（二）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优势

网络流行语肩负的两大重任是以其传播优势为基础的。有学者将网络流行语分为两类：网络政治流行语和非网络政治流行语，并认为自2008年开始，网络政治流行语呈喷发态势，在每年各大网站评选的年度流行语中占据很大比重。^［4］笔者从百度、腾讯、天涯、搜狐几大网站评选的年度网络流行语中整理出2008-2012年与网络公共事件相连的网络流行语，从表1中我们便能看出其优势所在。

表1 2008—2012年网络流行语（排名不分先后）

1.形式简洁、朗朗上口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表1中的网络流行语字数都比较简短，其中5字以下（包括5字）的流行语约占总数的82%。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其海量信息性的特点，在信息超载的环境下，披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