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据IPCC预估，到21世纪50年代，海岸带地区，特别是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人口众多的大三角洲地区将会面临最大的风险^［1］。我国长三角地区面临多种气候致灾因子，如台风、暴雨、高温等。这些气候灾害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行，造成交通中断、城市积涝，也给能源和资源供给带来压力；造成基础设施损毁、居民财产损失；造成人员伤亡，影响居民健康、衣食住行。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长三角城市密集区的人口和财富快速聚集，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和公共资源更集中地暴露于气候灾害下。2010年，长三角16个主要城市总人口为8491万人，占我国城市总人口的6.8%；生产总值达到70675万亿元，占我国GDP的17.6%。可见，长三角城市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的龙头，必将迎来未来城市人口和财富的持续增加。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也将给长三角城市带来更大的不确定风险。气候风险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将直接影响这一地区的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以16个长三角典型城市为例，通过城市综合脆弱性评估，分析了不同城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特征，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适应政策建议。

一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脆弱性研究

（一）脆弱性概念的发展演变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背景下，脆弱性、适应性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脆弱性概念最早出现在生态学领域，作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地理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尤其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中。生态学和灾害学强调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在脆弱性评估中的重要作用，如White等^［2］强调气候变化特征和暴露程度对脆弱性的影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过程对脆弱性的影响，如O’Keefe等^［3］。

从气候变化科学的角度来看，IPCC第三次科学评估报告^［4］将脆弱性界定为“系统易于受到或不能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不利影响的程度”。脆弱性是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IPCC特别报告即《管理极端事件及灾害风险，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认为，脆弱性是人类及其生计，以及物理、社会、经济支持系统遭受到灾害事件时易受影响和损害的一种内在特质，脆弱性是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前者包括系统的外部特征，后者强调系统的内在特质；前者从科学评估角度分析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后者更注重气候风险管理和气候适应。

目前，对气候脆弱性的内涵和外延仍存在较大争议，没有统一的概念框架。本文拟用IPCC特别报告的定义，从系统内在特征进行分析，评估城市系统气候脆弱性。

（二）国内外城市气候脆弱性评估研究

目前，脆弱性最基本的评估方法仍是指数评估法。气候脆弱性指数评估法的目的是识别和评估灾害的驱动因素，理解气候脆弱性的地区分布，指导制定各地区未来空间发展战略，促进地区的均衡发展，以及探索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政策。

我国关于城市气候脆弱性的定性研究较多，主要有金磊^［5］、吴庆洲^［6］等，或者给出理论模型但缺乏实证研究，如樊运晓^［7］。陈文方等^［8］关于长三角地区台风灾害的风险评估中，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了致灾因子强度指数和承灾体脆弱性指数，其中脆弱性指数包括人口密度、GDP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等。文彦君^［9］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陕西省自然灾害的社会易损性，选取的指标体系包含人口密度、路网密度等密度指标。人口密度和GDP等作为暴露度指标，指标值越大越脆弱，这种假设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对气候适应能力的提升，可能导致越发达地区脆弱性越高的评估结果。李辉霞^［10］将GDP密度（万元/km²）作为社会易损性指标，根据均值和标准差将其划分为五类，GDP密度越高则易损性越低。这些指标并不能揭示社会经济脆弱性的本质根源。因此，不能得出人口密度本身对应着脆弱性的上升或下降的必然结论^［11］。张斌^［12］基于GIS技术采用图层叠置法评估区域承灾体的脆弱性，这种方法忽视了指标体系权重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国内关于城市气候脆弱性的内涵、外延及脆弱性内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仍存在诸多不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脆弱性评估中的整合力度不够，进一步深入研究非常有必要。

Ad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