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宗族）是社会建构的基础；^[1]在现代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无论研究者对于中国的“家”和“国”之间的关系持何种看法，但是都无法否认在中国，家和国家、社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尾形勇，2010：249）。因此，海外中国家庭研究一直是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家庭是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与家庭研究相关的学科非常多，不仅有人类学和社会学，还有历史学、人口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海外中国家庭研究主要的学术领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其他学术领域的中国家庭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对于海外中国家庭研究的述评，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

笔者在本文中对于海外家庭研究的述评，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以20世纪为主，但是为了能够兼顾最新的研究成果，21世纪开始的10多年也会被包含在述评中。这里所指的海外，从语言来说，主要是指用英语发表的中国家庭研究论文，用日语、法语等其他语言发表的中国家庭研究论文，由于篇幅和笔者外语水平所限，暂时不包含在本文中。同时，由于港台的中国家庭研究实际上和中国大陆的中国家庭研究一直是分离的，彼此相知甚少，所以本文的海外家庭研究中包括港台学者的中国家庭研究。从研究者来说，包括一直在海外做研究的中国学者，比如许烺光；也包括曾经在海外做研究的中国学者，比如费孝通和林耀华。

海外研究者对于中国家庭的研究，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人类学角度出发，都和西方家庭社会学研究或西方人类学关于家庭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先对西方家庭研究的脉络做一个简要梳理，然后对中国大陆的学者所做的家庭研究加以简要说明，在此基础上对海外中国家庭研究进行述评。

一 西方家庭研究发展历程概要

西方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婚姻家庭的论述：罗马历史学家塔西特斯在其著作中谈论过野蛮人的家庭，雅典人的演说和荷马的史诗也对家庭作过描绘。但是，把家庭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是在19世纪以后。而把家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要是家庭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分别从“社会”和“文化”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关注家庭和亲属制度。前者包括家庭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亲属制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们有什么样的功能；后者关注的是家庭和亲属制度是否属于文化的单位，它们在当地文化中是如何被定义的。

1.西方家庭社会学发展脉络

19世纪中叶，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和家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结构因为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家庭关系因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导致整个欧美都卷入了有关进化论的争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盛行的进化理论。家庭的起源和演化成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他们的理论焦点更多落在19世纪家庭制度中的男女性别角色之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欧洲各国和美国都经历着深刻的革命，亲属、乡村、社区和宗教方面的旧的社会秩序被抛弃，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种迅速而又彻底的变迁对家庭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贫困、童工、遗弃、卖淫、私生子和虐待妇女等现象戏剧性地激增。激进的和保守的批评家们都看到亲属关系和社区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意识到相对于研究家庭进化过程而言，探讨核心家庭结构更为重要。

激进主义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导致了家庭的贫困化，加剧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推翻以工业化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建立男女平等的新秩序。保守主义者如法国的社会学家F.勒普莱（Frederic Le Play），看到了在工业化社会中扩大家庭的日益衰落和核心家庭的不稳定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他认为是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破坏了传统和社区的基本因素，切断了传统与家庭的纽带关系，主张重建以主干家庭为基础的旧的社会秩序。

勒普莱被称为家庭社会学的奠基人。勒普莱认为社会的主要制度是亲属关系，任何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受制于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类型。他在孔德的影响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从欧洲各国和亚洲部分地区抽样获得的300多个工人家庭进行了深入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