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此书做调查期间，以及本书首次出版以来，中国朝代的兴衰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试图通过对某一个社区的微观研究将中国整个政治周期循环与中国家庭、亲属、宗教和个性形成的潜在规律联系起来。从整个中国来看，家族世代地位显赫（prominence of family line）的现象是不多见的。

较之家族兴衰史，朝代的兴衰史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两者在理论上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是能够立得住脚的结论，但也不能排除两者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一些联系。

我主要的结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力量周期性地削弱了富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由此，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将无法达到他们祖先的期望，从而不可避免地给贫穷的孩子造成了进取的机会。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后代社会地位延续为目标的家族和亲属体系，其内部却创造了有利于形成相反趋势的力量，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显著的社会流动。

这一结论的客观依据来源于对中国一些在不同年龄阶段取得成就的名人所进行的亲属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借助了两组资料：第一组是全国知名的人；第二组则是不那么知名，但是对于当地（区域）而言是很重要的地方级名人。从这两组资料，我们得出了研究的主要结论：中国社会流动性相当高。这些分析最初见本书附录四“显赫家庭研究”。

自从《祖荫下》出版以来，一些其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结论。首先，我对另外四个地区的调查资料（见本书第一版附录四）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一分析文章以《中国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in China）为标题刊载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9年12月，第14卷第6期，第764～771页）上。这篇文章现已作为“附录五：再论中国的社会流动”收入本书。在这篇附录中，我提到了小爱德华·A.克莱克（Edward A.Kracke，Jr.）的《家庭与朝廷科举中的功名》（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1]。这篇文章正好发表在本书出版之前，而我在完成附录五的资料以前对这篇文章一无所知。尽管克莱克与我的资料来源完全不同，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何炳棣（Ping-ti Ho）的《封建中国通向成功的阶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2]，罗伯特·马什（Robert Marsh）的《达官贵人：中国的精英循环，1600～1900》（The Mandarins：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1600-1900）^[3]，沃尔佛拉姆·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in China）^[4]，以及由乔汉娜·M.曼日尔（Johanna M.Menzel）收集编辑的《中国的文官：任人唯贤？》（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Career Open to Talent？）^[5]等书籍出版以来，传统中国显著的社会流动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何炳棣、马什和埃伯哈德的资料均来源于文献。何炳棣和马什致力于官僚阶层（或者说足够有名的国家精英）的研究，而埃伯哈德则选择了某几个宗族，通过家谱研究每一宗族中每一个男性成员的社会地位。因此，我们不仅能够对全国知名的精英略知一二，而且对不是那么有名的也能有一定的了解。前面两位学者（何炳棣和马什）采用的资料与本书第一版附录四蒋良黻（Chiang Liang-fu）的资料相类似，而后一位学者埃伯哈德所采用的资料又与本书第一版附录四以及新增加的附录五资料相符合。由曼日尔编辑的书包括了何炳棣、马什以及其他九位学者发表过的论文。

有趣的是，所有近期以来出版的著作和文章，均与本书附录四和附录五的结论相吻合。这说明，无论我们从全国来看，还是从地区来看，中国的社会流动都是很惊人的。马什认为“在清朝统治期间，论资排辈的规则和其他规范，使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官吏人家和普通人家的子弟有同等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Menzel，1963：55）。何炳棣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社会流动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但他最后说：“宋朝和明朝社会流动的模式似乎有着惊人的承袭关系……不带任何偏见的当代学生，可能更容易赞同十八世纪法国具有代表意义的哲学家弗朗索瓦·格斯尼（Francois Quesnay）的观点，即中国的统治阶级总的说来是在个人功名的基础上产生的。”（Menzel，1963：32）

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都很相似。克莱克对尚存的两份宋朝进士名单进行了研究，发现非官宦人家的考生占了1148年总人数的56.3%，1256年则占了57.9%（Menzel，19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