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人类学对于父系亲属体系的分析很少涉及中国北方地区，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东南地区。^[1]然而，中国北方地区值得我们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北方地区的宗族（lineage）由一定的社会结构、符号和仪式安排构成。以往人类学调查只关注宗族共有资源及其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之间的关系，而北方地区提供了另外一个分析宗族的资源和亲属群体凝聚力的视角，这让我们对以往的调查产生了怀疑。位于北京南部75公里的杨漫撒（Yangmansa，音译）村的宗族具有北方宗族模式的典型特征，它们和人类学文献主要关注的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特征有明显的差异。尽管北方家族群的元素也出现在中国东南部及其他地方，但是这些元素在北方结合形成墓园、坟墓、祖先的族谱和墓碑的独特组合（distinctive arrangement），以及与一年一度的仪式周期有关的共同体组织（corporate unit）。我首先分析杨漫撒村所表现的中国北方宗族模式的主要特征，同时引用其他资源来完善有关中国北方宗族模式的整个图景，并建立更为广泛的区域相关性。

中国北方的资料开辟了父系亲属体系研究的新领域，而在此之前，这一领域并没有在宗族研究中得到重视。在“父系亲属固定谱系模式”（fixed genealogical mode of agnatic kinship）中，我以继嗣世系（descent lines）的长幼秩序为基础，计算父系关系（patrilineal ties）。这样家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以有关“年长的继嗣世系”（senior descent line）的仪式焦点（ritual focus）为基础的，该世系向上溯源至最早的祖先，向下到他的长子，以及他长子的继承者。^[2]这种新的亲属体系计算方式和“父系亲属团体模式”（associational mode of patrilineal kinship）构成鲜明对比。后者主张宗族体系是源自共有的同一祖先，迄今为止这种模式是中国帝制末期以来宗族组织的亲属关系基础。在团体模式中，所有继嗣世系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这一平等性为宗族的层级分化——以谱系为基础的分支或裂变（branch or segment）——奠定了基础。而且，宗族或者其裂变形成的宗支对共有资源的获得基于父系亲属团体模式提出的亲属关系的平等性之上。在中国北方，这两种亲属关系模型可以在同一个宗族内共存，也都与宗族团结的表述（the expressions of lineage solidarity）有关。我认为在中国北方，在缺乏重要的共有资产时，父系亲属固定谱系模式充当着家族团结的主要表达方式。

在整个新中国时期，杨漫撒村复杂而灵活的社会组织表现出明显的与过去一致的连续性，尽管当地的社会关系不再以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盟为特点。这种或那种亲属关系依然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最主要的联系（截至1987年），为个人提供了一个与当地社区其他成员交流的框架。亲缘关联（kinship connection）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以父系继嗣（patrilineal descent）为基础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部分就被描述为不同的宗族，各个宗族拥有的共同资源都不同。在乡村生活中，各个宗族尽管不再有共有财产，也没有通过聚餐或者去宗族墓园祭拜来体现宗族的团结性，但是它们仍然是乡村生活中重要的相关团体。的确，在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地区（指上文提到的北方平原村落）的经济压力、政治动荡和战争都阻碍了宗族的形成。虽然如此，在婚礼、葬礼、农历新年等仪式中，宗族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不同种类的合作关系中宗族关系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在日常交谈中，人们作为宗族成员的意识日益凸显就不足为奇了。宗族成员通常被富有感情地称为家里（family，jiali），用更为正式的术语则称自己或者他人的组织为家族（lineage，jiazu）。在乡村，当地的家族可以被称为许家、胡家等。自己家族的成员与其他拥有相同姓氏^[3]的人，以及“亲戚”（qinqi）这个术语所指的姻亲和母系亲属明显区分开来。杨漫撒村有19个家族（见表1）。杨漫撒村明显的男性亲属异质性与许多中国北方乡村的特性相似。尽管来自较大家族的家庭倾向于在乡村特定的区域聚居，但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杨漫撒村各个家族的成员整体上也更倾向于杂居。

表1 杨漫撒村的家族数目

在有些情况下，杨漫撒的家族成员是属于规模较小的家族分支。据杨漫撒村的许氏家族的几个成员说，他们是来自北京的三兄弟的后代。因此，就像其中一个说的一样，“许家现在分为三支（zhi）了”。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