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模式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依然如故？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否对中国大陆的家庭生活方式造成了影响？它与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家庭相比有何明显差别？如果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能够看到家庭生活的一些独特模式，如何解释其成因？1978年在经济等领域启动的改革，是否消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给家庭打上的特殊印记，使其日益趋同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家庭模式？对于考察1949年和1978年两次“社会革命”影响的社会学家来说，这都是一些重要问题。

城乡差距、地域之别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和时代的差异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中国人家庭生活模式的传承与变迁这个大题目，远非一篇文章所能说清。本文的范围要小得多，我打算先概述一下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的主要结果。这项研究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特定城市（河北保定）家庭生活的一个特定层面（代际关系）的变化和连续性。然后，我把它与台湾城市家庭生活的同一个侧面进行有选择的对比（Whyte，2003），并分析这一时期两个华人社会家庭生活模式的异同。这两个社会最初遵循着十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大陆曾是革命缔造的封闭的社会主义，台湾则是市场资本主义。我希望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的制度遗产和毛泽东时代的惯例在塑造保定家庭生活模式上发挥的作用仍然大于1978年后市场改革的作用。文章的最后将展望式地谈谈中国大陆家庭与台湾的家庭生活模式“趋同”的问题。

一 家庭变迁理论

家庭是一种渗透着情感和传统的基本制度，大多数理论都认为它不可能迅速发生巨变。但是目前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现代世界的某些基本的变革因素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现有的家庭模式。所以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某些重要假设，它们涉及经济发展、西方发达社会的文化传播、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可能给家庭生活模式带来的变化。

在回答经济发展对家庭生活有何影响这个问题上，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尝试是40年前出版的一本著作：古德的《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1]按古德的理论，一个社会的家庭规范的形成，首先取决于该社会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特定的财产关系，甚至不取决于它采用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对他的理论有初步了解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台湾作为一个更富裕、更现代的社会，与中国大陆相比，其家庭模式应更加偏离“传统的”华人家庭模式。

古德承认，经济发展不是促进现代世界家庭变迁的唯一力量。他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强调，西方社会以情爱为基础的夫妇家庭，已逐渐被世界许多地方视为现代生活的要素（也有明显的例外，如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群体）。通过文化传播，源于西方的家庭理想已经成为促进第三世界家庭变迁的力量。

我们根据第二种社会变革机制，即文化传播，预期台湾家庭的变化大于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西方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远比中国大陆广泛；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中国大陆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2]此后的“对外开放政策”才使西方影响重新进入国门，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台湾和香港这些地方。由西方发达社会家庭生活模式的文化传播所引起的家庭变化，台湾较中国大陆也应当更为明显。

需要给予重视的还有第三种社会变迁机制，即国家对社会的改造（state social engineering）。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干预显然要严重得多。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促进中国家庭生活现代化的热情在1949年逃往台湾后已明显消退。“台北当局”指责中国大陆对社会的改造破坏了宝贵的儒家家庭传统，声称“中华民国”才是这种传统的热心维护者。甚至台湾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家族企业的主导作用（Greenhalgh，1988），也被视为有助于加强传统的家庭模式和价值，而不是促进变迁的因素。

比较而言，在中国大陆，国家对社会的改造是生活中挥之不去的特点。这些努力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所谓推动家庭变革的直接努力，是指涉及家庭的新法规的实施（如1950年的《婚姻法》和后来的修正版），旨在动员人民实现家庭变革目标的运动（如1950～1953年落实《婚姻法》的运动，始于1970年的一波又一波计划生育运动），以及旨在促进家庭变革的宣传和教育（如促进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