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亲属组织的典型模式，以及它对父系（patrilineality）、从夫居（patrilocality）和父权（patriarchy）的强调，构成了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基本框架，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还存在另外的模式或者精英模式（elite mode）的断裂。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模式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Waston，1982，1985），这进一步导致了对于宗族模式（lineage model）的质疑（Freedman，1965），以及田野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招赘婚、童养媳婚姻的普遍性和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的形成之上（Wolf & Huang，1980；Wolf，1972）。我对于这个模式再评估的贡献，在于讨论了结婚后妇女两处居所的惯常实践（customary practice）以及已婚妇女和出生家庭的持续关系。这些实践和关系在结构功能主义框架中无法解释，需要根据实践重新调整理论模式。这或许可以说明特定的结构化模式以及下面将要描述的断裂性，也为分析其他宗族非常突出的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线索。这篇论文的贡献，是确定和探索了中国农村非正式亲属关系中重要的结构化实践（structuring practice）的一个维度。

根据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式，遵循主要婚姻模式（the major form of marriage）的中国女性在结婚和离开出生家庭之后，一定会和出生家庭切断关系。这种断裂的预期，导致妇女只仅仅被当作她们出生家庭的临时和边缘成员。在结婚当天，这种断裂会因为某种特定的仪式而被强调，比如在新娘的轿子前泼一杯水，这意味着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无论未来生活环境怎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新娘除了回家看望父母外不能够再回到娘家。

这篇文章阐明了我1986年夏天和1987～1988年冬天在山东三个偏僻的村庄中做田野调查时的发现：大多数婚姻都遵循主要婚姻模式，但也有些婚姻偏离了传统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模式。^[1]我在调查家庭构成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发现已婚的妇女住在娘家，而媳妇在婆家消失不见了（她们也仍然住在娘家），年轻的已婚妇女和丈夫单独居住，但是每天都回娘家看看。当我询问原因的时候，她们回答这是她们的习惯和传统。大量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它们没有得到系统化阐释。在下文中，我将提出对于婚姻的一种看法，这既包括已经得到清楚阐释的制度，也包括在这些村庄中发现的惯常实践。

一 背景

张家车道（Zhangjiachedao，音译）村基本上是一个单姓村，有175户居民，位于山东省潍坊地区昌邑县的北部。1986年，它的经济主要有赖于蓬勃发展的印染和纺织业，这些工厂在当地属于开创式的，这个村庄也因为在这个领域居领先地位而获益良多。这个村庄土地贫瘠，因此以前有大量的向外移民。其中一些人搬迁到东北，这在山东是很普遍的。20世纪50年代，有些人搬到中国的东北或者其他地区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早期又回到了张家车道村。村里还有一些退休的老师和干部，有些男性20世纪40年代在地下干部学校受训过，1949年后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退休后又搬回村子里。村子里有些男性在附近的城镇就业，但是男性和女性都可能获得村办企业提供的好工作，有些妇女也会在附近的村办企业工作。这个村庄和外面的世界有着大量的联系，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大规模和更多样化的乡村工业化。童养媳和舅表婚之类的传统和亲属关系实践越来越少，人们也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政府的兴趣和整个趋势是推动集体婚礼的制度化，通过鼓励村庄之间的通婚来解决老年人照料的潜在问题。

前汝林（Qianrulin，音译）村位于潍坊地区安丘县南部，和张家车道村一样也是单姓村，经济有赖于几个乡办企业，这些企业在1987年运营状况良好。这个村庄也是土地短缺，有很多向外移民。但是，搬到东北或者内蒙古开垦土地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回到前汝林村，也没有和以前的家保持密切的联系。有一些前汝林村的村民在其他地方做合同工，附近村庄一些年轻妇女在前汝林村的毛毡厂工作，有些沈阳家具厂的技术人员到相关工厂工作。不过，前汝林村和张家车道村不一样，没有那么明确的和外部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倾向，他们更为关心自己的事务和传统。这可能是受附近石家庄示范村的影响，也肯定和严密的村级组织有关系。这个小村庄（以前称大队）有140户居民，分属三个小队，仍然是集体经济，并且没有任何去集体化的倾向。在亲属关系实践方面也倾向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