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一个严冬的夜晚，中国东北部下岬村（Xiajia village）村民李先生用一瓶杀虫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于村民来说，他的死并不意外，因为他一直与儿媳和小儿子有争执，而且很多次威胁说要自杀。但是他的生命如此讽刺性的悲惨结局，却让村民感慨不已。

村民说，李先生平时在公众场合就很好斗，在家也是一个暴君。他很善于理财，所以他家的生活要好于许多邻居，然而，家里几乎每件事都是他决定的，他也从来不试图去控制自己的坏脾气，经常殴打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在大儿子结婚后就去世了。小儿子结婚几年后，就和他们分了家。按照惯例，他选择与小儿子住在一起，但却无意放弃自己的权力。然而，他的小儿子的妻子是一个独立的女人，拒绝听从老人的命令，她很快就改变了这个主干家庭（stem family）的权力结构。李先生激烈捍卫自己的立场，经常闹到村委会办公室去。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村干部的全力支持，反而是他的儿媳成功地说服村干部，要制止老人的暴虐行为。

我在1991年春天做田野调查时，调查了这个家庭的悲剧，尤其对老一辈村民的反应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要么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孩子，要么已经有了与已婚儿子相处的经验。他们都认为是儿媳妇不孝，而且他的儿子应该在争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就设法阻止。然而，我所调查的22个村民（平均年龄48岁）中有16个表示已故的李先生也应被追究责任。11个被调查人认为李先生脾气暴躁，他的要求经常是不合理的；5个被调查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李先生在纠纷发生后继续与儿子同住是不明智的。他既然有大量的存款，而且有一套不错的房子，本来可以独自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

这个案件揭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其一，李先生家的代际权力关系的迅速转变意味着传统的父权文化可能在今天的下岬村已经不再适用。其二，儿媳在对父权的斗争中已经获得了来自舆论和村委会的道义上的支持。悲剧发生后，她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指责的。这表明，村民关于主干家庭的代际关系应该怎样理解可能已经改变了。其三，特别令人震惊的是，一些村民认为，如果主干家庭中父母与已婚儿子在家庭生活上出现了问题，在经济上有保障的父母应该分家独立生活。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长在自己的晚年独自住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因为这表明他们的儿子不孝。其四，从个体村民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已经明显成为家庭关系的中心，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当代关于中国农村家庭的讨论，主要围绕自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改革以来，家庭劳动力在农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怀特总结的：“恢复传统”和“现代化”这两个重要的主题轮流支配着关于农村家庭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反应的解释。前一种观点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重新崛起，为延迟分家创造了新的激励措施，从而导致更大和更复杂的家庭；后一种观点则侧重于改革所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并认为这些新的机遇导致传统家庭结构和价值观发生持续的转变（Whyte，1992a：317-318）。

20世纪90年代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了更复杂的家庭行为模式及其在区域经济、民族文化、海外关系、地方历史和国家政策等方面与众不同的影响（参见Cohen，1992；Johnson，1993；Harrell，1993；Lavely & Ren，1992；Selden，1993）。但是，正如先前的研究一样，大多数分析继续把重点放在家庭规模和家庭组成的变化上面。虽然在这些研究中已经发现年轻一代对夫妻生活独立性的需求（Cohen，1992；Selden，1993），但是小家庭化以及诸如婚后居住模式和分家等几个重要的习俗，仍然是衡量中国农村家庭变迁的最终标准［值得注意的个例可参见Whyte（1995）］。

这些研究中所缺少的是不一定能够反映在家庭谱系构成上的家庭生活的内在动态因素。^[1]家庭内部个体在权力及影响力、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和经济资源等问题上的日常合作、协商以及竞争等，至少与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是同等重要的（Yanagisako，1979：85）。此外，家庭也是一种文化的建设，“是一种‘社会存在必要的想象’（socially necessary illusion），决定了社会责任与权力的分工是自然的还是公正的”（Coontz，1988：14）。对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新认知可能会塑造家族的内部行为和转变家庭制度。因此，追求经济利益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