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之初重提“历史与记忆”的命题，并非旨在搅动20世纪诸多“浩劫”“大屠杀”的血色。尽管现代文明浩劫或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确乎以一场又一场深刻而内在的“见证的危机”，令“历史与记忆”成为触目惊心的议题，但并非这一命题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冷战落幕，“短暂的20世纪”终结。于是，再一次通过对记忆的“校订”，以实现历史的“重写”，成为全球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实践与事实。然而，在此显影的不仅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一般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后半叶，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诸多批判理论的重要论域之一，正是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我们或许可以将20世纪后半叶称为历史书写的暗箱机制大曝光。而在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历史书写则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建立，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的意义上确立别样的历史观，其自觉地重写/改写历史的文化实践，不期然间暴露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与内在权力机制。与此同时，冷战时代的开启，尤其是在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冷战分界线的两侧，同一历史的不同甚至对立的版本，则不仅以相近的“曝光”效果黯淡了“历史”神圣的光冕，将历史揭示为特定的叙事行为，而且在两相对照中，清晰显影了历史的屏蔽功能。20世纪后半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变迁是前殖民国家的独立建国及此后的解殖运动，在以第三世界的国别史写作改写整个世界历史格局的同时，显影了诸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资本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之世界想象的底景。因此，当冷战终结，“不战而胜”的西方世界或曰资本主义逻辑再次主导着胜利者的历史写作，这一书写自身却必然遭到上述批判性防波堤的障碍和阻隔。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以“历史与人民的记忆”为题直指战后西欧的主流文化策略之一，是以历史之名遮蔽、压抑人民记忆，以便想象性地消解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质询；而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之初，胜利者的历史书写，则是借重20世纪——这一革命与动荡的年代个人创伤记忆以实践历史的重写。当然，“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或“个人无法承担历史罪责”的老调，在“赦免”个人的同时，成就着审判失败者的内在逻辑。就电影——这一依旧极具大众性的文化工业而言，1987年，贝托鲁奇的好莱坞版中国故事《末代皇帝》，不期然间成了始作俑者；而1994年风靡全球的《阿甘正传》则“正式”以记忆之名开启历史书写所必需的遗忘机制。一如影片中那份特技奇观：一片飘飘洒洒、有形有影的羽毛掠过阿甘生命的天空，智商74、留着板寸头的阿甘穿越了“二战”后美国历史几乎所有的重要时刻，以其痛楚而限定的个人记忆修订或遮蔽了这段炙热的历史。继而，在记忆/历史书写的意义上凸显而出的，则是两德合并后的德国——或联系、围绕着德国的《窃听风暴》《朗读者》《帝国风暴》《柏林女人》等，以个人记忆或个人故事为新主流的重建虚构出必需却不可能的政治和解与“大团圆”。

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来说，历史与记忆的再现，呈现着更为繁复而颇具异趣的状态。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激变的政治文化启动路径之一，正是自觉的历史重写。无论是满怀悲情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庄严遗言“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还是不无犬儒意味的胡适名言“历史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或曰“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的政治批判与文化重构，无不清晰地显影着一份堪称怪诞的历史之文化政治意味的自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应对着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政治行为是以“平反昭雪”“补白”与“钩沉”为基本特征的历史重写。且不论所谓补白与钩沉的意义在于显影昔日特定历史书写的筛选与删除机制，断裂其逻辑链条以曝光出裂隙与空白，而且在于其重写过程深刻而内在地改写着历史书写的坐标与参数。首先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明确限定了历史视野及其书写框架，取代了此前的重要参数——五四时代（或被鲁迅称为“盗火者”时代）对世界上弱小民族的认同与参照、“二战”期间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及第三国际的深刻影响、1949年以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70年代的第三世界主义^[1]视野，进而将其纳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