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中国大众文化的景观中，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成为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价值观就处在一种危机、无效和断裂的状态中，这尤其体现在外在的政治干预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之间的内在冲突上，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则呈现为主旋律作品往往没有市场、拥有市场的作品又不承担“政治”功能，正如近期关于“反三俗”“限娱令”的争论，可以看出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的、道德化的）与大众文化（低俗化、庸俗化）之间的不协调。不过，这种政治/市场的不兼容已非常态，更为有趣的症候在于新世纪以来政治（威权、一党执政）与市场（自由竞争、多元化利益分割）的“双套车”越来越经常奏出和谐的主旋律，恰如中国崛起的基本事实就是强有力的政治调控和充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之间密切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既实现经济效益，又具有主流价值观功能的作品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种社会共识的积聚建立在双重前提之下，一方面，“外在的政治”已经从阶级政治、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一种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民族复兴，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另一方面，都市中产阶级被建构为和谐社会的和谐主体，也是中国经济崛起获益最多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压迫下，“中产”面临着“被消失的”窘境，^[1]在中国关于中产阶级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事实，尤其是相比人口学意义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来说。本文主要通过2008年以来国庆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重大灾害之后举行“全国哀悼日”以及近期的影视剧中“墓碑”被作为重要的文化修辞方式，来呈现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是通过一种悼亡仪式和国家对死者/旧有牺牲者的重新祭奠来完成的，最后再以《唐山大地震》为例来分析一种个人/家庭的创伤记忆如何被弥合的故事，这种给创伤记忆寻找伤口的工作实现了一种新主流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主体之间的内在和解。

一 国庆日、哀悼仪式与“2008年”

自2008年以来每年的国庆日多了一项纪念仪式，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届代表集体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2]这样如此隆重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此前并不常见，只是在特殊纪念日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时才偶然出现（更为经常的行为是清明时节各地政府组织大中学生举行烈士陵园扫墓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重新发明出来的国家哀悼仪式与10月1日国庆日结合起来，给国庆典礼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含义，即国家通过对死者/“人民英雄”的祭奠/祭拜来告慰生者，通过凸显建国英烈的丰功伟绩来重塑合法性。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在中国政治空间中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其政治含义在于确认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如毛泽东主席所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既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主体是“人民”，而且把新民主主义所缔造的“新中国”作为1840年以来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产物。在此背景之下，人民英雄纪念碑毋庸置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图腾。有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会需要一种悲情式的国家哀悼仪式来作为国庆大典的重头戏呢？或者说在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社会成就的当下，为何需要采用政治危机时代的叙述策略，即通过重返艰难建国和付出巨大牺牲的时刻来获得一种想象性的政治认同呢？^[3]

在一种回望的视野中，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大悲大喜之年。年初南方遭遇的特大冰冻雨雪灾害，拉开了2008年多灾多难之年的序幕，接着5月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5·12汶川特大地震”，6月华南、中南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9月山西襄汾县“9·8”溃坝事件。不仅仅如此，2008年还是多事之秋，如3月有西藏“3·14”事件、4月有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等，可以说，这一年充满了悲情色彩。与此同时，2008年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