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推介的建党90周年献礼影片《秋之白华》被选为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影片，开启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展映。与大多数主旋律电影不同的是，这部影片既没有延续此类电影大多“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的命运，也没有像《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那样追求密集的明星效应来赢取票房佳绩，而是以散文诗式的视听语言书写革命者浪漫的爱情故事，却在观众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获得了不错的口碑。有趣的是，这部影片着力塑造的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在观众眼中却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很多人认为导演霍建起摒弃了以往将革命英雄塑造成“高、大、全”形象的套路，转而重点表现瞿、杨两人之间细腻、缠绵的爱情生活，使得“主旋律电影达到其既能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又能被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尤其是为年轻观众所喜欢”^[1]。但也有不少观众的意见与此相反，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这部影片“当成爱情片看是合格的，当成党史片来看就太草率了”^[2]，并认为《秋之白华》的“主题就是爱情，革命什么的都是幌子罢了”^[3]。

在笔者看来，不管是认为影片对瞿秋白形象的塑造是借助爱情故事的力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宣传意识形态”，还是指责《秋之白华》不过是以革命为幌子，演绎了“一场清新唯美的琼瑶剧”^[4]，这些相互矛盾的表述一方面深刻地说明了革命叙事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所面临的“失语症”，即当人们在书写革命时，必须有意识地以某种方式对革命进行“包装”，使其得以被表达和接受；而这种“包装”却又潜藏着吞噬革命本身的危险。另一方面则也说明即使在瞿秋白去世76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找到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叙述逻辑来讲述这位革命者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秋之白华》的不同看法，就不仅与这部电影的特质有关，还涉及远比影片本身复杂得多的维度。它既与当下的电影生产体制和资本运营机制发生关联，还与瞿秋白自身在中共党史中的尴尬地位有所联系，更与今天再现和书写革命故事并将其成功吸纳的文化逻辑息息相关。因此，无论是从影片所采取的叙述角度所引发的不同看法来看，还是从瞿秋白这一题材本身所蕴涵的历史复杂性来看，电影《秋之白华》都是探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再现与书写历史所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合适的样本。

一 诗情画意与“常州名片”

电影《秋之白华》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它极力将“革命诗意化”（王一川语）^[5]。的确，导演霍建起在这部影片中保持了其一贯的含蓄内敛、唯美清新的影像风格，花费很大的笔墨对人物身处的环境进行了精致的描绘，无论是影片开始时在雾影婆娑中浮现的江南小镇，还是瞿秋白、沈剑龙写诗时所在的古典庭院，都力图营造出一种如诗如梦的境界。尤其是影片结尾处瞿秋白静静地走过一片翠绿竹海，在山色花海间面光而坐，从容赴死的场景，更是让很多观众津津乐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影片对景物所进行的精细刻画，成为《秋之白华》中饱满“诗意”的重要来源。不过在笔者看来，《秋之白华》以大量笔墨对山水景物予以细致的表现，固然为影片烘托出诗情画意的气氛，但很多段落其实并没有与人物、剧情发生互动关系，因而多少破坏了该片的叙事节奏，使其略显拖沓冗长。

对于这样的影像风格，导演自己似乎也并不满意。据剧组成员透露，霍建起曾多次表示这部电影“在创作限制时间限制等限制下拍成这个样子，就算及格了”。^[6]从“就算及格”这样的表述来看，影片最终所形成的风格与其说是主创人员自身的主动追求，不如说是某种妥协的产物。正是在这种妥协中我们发现，这部影片对风景的细致描绘，一方面构成了该片的重要特征，但另一方面更暴露了当代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独特生产环境。事实上，《秋之白华》之所以能够成功拍摄，固然是因为2011年正逢建党90周年，需要生产一批表现革命英雄人物的传记影片；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在201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那部由唐山市政府出资拍摄的“催泪巨片”，既在票房上创造奇迹，赚取了超过5亿元的票房收入，同时还以近乎纪录片的方式，展示了新唐山的市容、市貌。电影中不断出现宽阔的街道、整齐的大楼，俨然为唐山市打造了一张光鲜亮丽的城市名片。唐山市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