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北京市《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一时间，北京城南再度成为热点问题。计划显示，总额达2900亿元的资金将在未来三年投向城南地区的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该计划将帮助城南走出发展缓慢的怪圈。^[1]这次对于北京南城的重建，重点并不在旧有的崇文和宣武，而在拓展到大兴、房山和丰台，计划在三年内建设若干地铁线路和基础设施，将这些地区建设成为与北城比肩的现代化区域，而这些地区的房价也随之迅猛攀升。在现代化新城南被纳入规划的同时，另一传统的老城南项目也正在进行之中。2009年4月，崇文区和宣武区打破行政规划，以“北京城南文化”的统一形象申报“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要凸显城南以“皇城文化”“民俗市井文化”“民族宗教文化”“士子文化”“商贾文化”“梨园文化”“手工艺文化”等为标志的城市文化形态。^[2]这一“老”一“新”的双重行动再度显示出北京城南的特殊身份，它既作为现代化都市最为落后的板块，又作为现代化过程中连接和整合老北京传统与文化记忆的符号。换言之，城南既被真实的现代化过程边缘化，又在话语层面上有效缝合了现代化裂隙。正是借助城南及城南所表征的“老北京文化”想象，正是借助对于“城南旧事”的不断重述，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才得以跨越种种言说困境，并最终波及北京最落后的地区——城南。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城南故事的不同讲述脉络，将同时是对于城市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简短梳理，并可以引发对于现代化内在悖论的反思。大致看来，城南书写拥有如下几个脉络，它们依赖于不同的叙事动力。

一 城南的浮现：“文化北京”与“政治北京”

无论在文化身份还是地缘政治的意义上，北京城南无疑是一块极为特殊的区域。作为一种地理概念，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由于清朝实行“满汉分治”的民族政策，满族八旗占据了内城，地位低下的汉人只能居住在外城，也就是宣武门、前门、琉璃厂一带，所谓的“城南”最初也是指代这个地区。而在文化意义上，随着进京待考的汉族士子逐渐聚集在城南，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民俗文化、士子文化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换言之，形成了相对于内城贵族文化的北京底层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造就了城南在现代化话语中的独特位置，它不断被选择、被征用、被作为跟政治化北京相对抗的“另一种北京”的表征。

1960年，客居台湾的女作家林海音在其寄寓深情的小说《城南旧事》中描述了记忆中的北京。作为冷战的另一阵营，林海音对于北京的描述与彼时大陆的方式完全不同，它避开了天安门等政治化符号，避开了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的身份，在一个小女孩（英子）的视点中，展开了另一番诗化的“文化北京”想象。而城南正是在这一描述中得以清晰浮现，它变成了一个怀旧的空间，有着悠远的老胡同、生锈的铁门环、石青色的门墩儿，有着老北京中下层市民周而复始的无常际遇以及小主人公无邪清透的目光。通过作者的描述，城南仿佛是在“政治北京”之外划出的另一片记忆的集散地，它变成了一个在无关政治的小女孩眼中的无关政治的北京。当然，在文本纯文学与诗意之下的，是冷战的政治分野，小女孩的清纯目光所刻意回避的，正是20世纪50～70年代的异质性历史。

如果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来自冷战另一端的北京叙述，这种叙述事实上对抗着人们对于50～70年代的北京想象，而城南正是在这种无关政治的表述之中成为北京的代言人。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吴贻弓将《城南旧事》搬上银幕，这便预示了冷战格局的有趣逆转，吴贻弓毫无抗拒地接受了小女孩的视角，以同样诗化的电影语言重述了“文化北京”的故事，在此，将50～70年代历史指认为共同“他者”之时，城南越过了冷战分界线，开始在当代思想文化格局中成为“另一种北京空间”（与“政治”无关）的载体。同年的另一部电影《骆驼祥子》（凌子风执导，1982年）选取了老舍的著作作剧本，以老北京底层市民生活为题材再度讲述了“文化北京”的故事。应当说，这部电影不仅在去政治化的意义上，甚至在男主人公（张丰毅）的形象上也与《城南旧事》有着秘而不宣的互文关系。随着这些意象的不断叠加，随着城南在当代思想格局中的涌现，北京遭遇了改写：“城南象征着土著的北京、民间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