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简报》让我写篇关于“什么是跨学科”的文章，这似乎不是什么难题。毕竟17年来，我一直在主编一份人文社科领域内的跨学科理论及批评的刊物。我（和许多学者一起）还对艺术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有所研究，而且参与被称作“图像学”（对媒体中出现的形象进行总体性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中，或者更宽泛地说，我研究过“视觉文化”（对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的一种研究）。这些研究实践都是随着艺术史原理、文学和媒体研究、我所提出的“图像转向”现象文化研究之间的融合而出现的。这种转向在批评理论、哲学以及关于身份构成、性别、他者、幻想、无意识等方面的政治话语中都有所体现；它强调日常生活和媒体再现视觉艺术中的视觉经验的文化建构。它是个庞大的工程，要求在历史学家、电影研究专家、光学工程师和理论家、现象学家、心理分析师以及人类学家之间展开对话。简言之，视觉文化是一门跨学科，是学科的融合，是穿越学科界限的对话。

可是，关于这个话题我思考得越多，我就越是觉得将这些研究实践称作跨学科的实践本身并不能道出其中最为关键之所在。这个冠名，无非是一个另有暗指的委婉语，一个能让我们不去对我们所做之事进行深思却可以感觉良好的说法。毫无疑问，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成为跨学科是件好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术语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基金会（尤其是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组织）的行话，它是作为政治或理论研究中（比如说女性主义和女性研究、媒体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工作、解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心理分析批评）一些深具冒险性工作的代码而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术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使得人们尊重这种新的研究方法，让他们感觉到它在专业上经得起推敲。它提供了一套中性的甚至冠冕堂皇的规范，一种伪装形式，这使得人们很难将它和那些在政治或理论上并非特别具有冒险性的研究工作区分开来。在跨学科这种更为安全的模式下，人们可以在熟悉的历史相对论者的理论框架中对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将已经受过检验的社会学、文学、心理分析学以及符号学的方法应用于艺术史问题的研究中，而且一定会硕果累累。对艺术作品进行的新解读会因此出现，同时，还会有人为破译、转换、解密以及描述视觉作品提供手段。如果拥有一套规范或者被规范是好事，那么，掌握一套以上的规范，亦即成为跨学科，当然就更好了。

简言之，跨学科研究这一方法看起来具有冒险性，甚至有点离经叛道，但是并没有走向极端。如今，它存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这使得它在学术知识体系中看起来像是一个正确的专业性抉择，如果它自身还不能算作一个学科的话。在美国，每一所赶时髦的大学都以自己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和训练为自豪。人们纷纷设立各种研究所、委员会、公会、合作群体以及专题研讨会，为的是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视觉文化正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被美国学术界制度化；我对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以及芝加哥大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有所了解。）当一个有望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生在芝加哥大学问我关于艺术史的第一个问题“您是否鼓励跨学科研究？”时，我就知道跨学科这一类属已经被完全地制度化了。我的回答最好是“是的”。一个“不”的回答相当于承认这个研究机构已不幸地落后于时代了。

这种对跨学科的默认从来没有激起我太大的兴趣。或者说，至少我从未把宣称跨学科是我（或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关键特征当作一件可值得夸耀的事。相反，我通常的感觉是日甚一日的羞愧感，因为我研究越多发现自己所无能为力的学科越多。

为了使自己免遭耻辱，人们可以推脱说自己对哲学一无所知，而这恰好是奇迹与真知的发端（可是，假如你不是专业的哲学家呢？）。有时，人们还会堕落到寡廉鲜耻的程度，公开接受思路更清晰的同事们在学科上给予自己的惩罚。任何读过我上一本书鸣谢部分的读者都会明白，这就是我为了避免学科上以及跨学科上的惩罚而通常采取的策略。一旦涉及学科的时候，我的座右铭是通过让朋友给自己帮点小忙来绕过它。

换言之，我真正的兴趣所在不是跨学科，而是非学科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