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30日，迪亚艺术基金会在纽约举办了有关视觉和视觉性的研讨会。会议座无虚席，吸引了众多视觉文化这个新兴领域的学者，包括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约翰逊·克雷利（Jonathan Crary）、罗萨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诺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杰克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和笔者（Martin Jay）。这个薄薄的会议纪要，其中包括与会者的激烈论争，作为迪亚《当代文化研讨》（福斯特，1988）的第二卷，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出版。事后看，视觉和视觉性被后来作为本书的书名，可被看作视觉转向或有时称为“图像转向”（米歇尔，1994）的重要时刻，而这个转向实际上展示出它将会变成20世纪90年代学界重要力量的某些征兆。虽然这种预兆很容易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发现，例如艺术史家埃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迈克尔·巴萨多尔（Michael Baxandall）、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文学批评家W.J.T.米歇尔（W.J.T. Mitchell），等等，但是只有在迪亚艺术基金会的研讨会上，大量的批评才会集中到最广义的视觉经验的文化决定问题。不仅与会者很快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新著，或者对他们已有的著作做重要补充，而且很快出版了大量选集，如《现代性和视觉的霸权》（列文，1993）、《视觉的场所》（列文，1997）、《视觉和文本性》（麦尔维尔和雷丁斯，1995）、《视觉文化》（詹克斯，1995）、《视觉文化的阐释》（海沃德和辛迪维尔，1999）、《视觉性的语言》（阿勒特，1996）、《语境中的视觉》（布里南和杰伊，1996）、《视觉文化读本》（米尔佐夫，1999）。已有的杂志如《十月》举办了有关视觉文化对传统艺术历史实践提出挑战的专题研讨会（《十月》，1996），而一些新兴的杂志如《视觉文化杂志》和《视觉研究》出刊，以适应人文和社科各个领域涌现的关于视觉性的研究工作。

在迪亚艺术基金会的集刊前言，哈尔·福斯特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是视觉和视觉性，为何用这两个术语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道：

虽然视觉意味着视线（sight）是一种身体运作，视觉性则意味着视线是一种社会事实，两者并不像自然和文化那样对立：视觉也是社会的和历史的，视觉性也包括身体和心理。然而，它们并不一样。此处，术语之间的差异标志着视觉内部的差异——视线的机制和它的历史技巧之间的差异、视觉的资料和它的话语决定之间的差异——我们如何看见，我们如何能够看见，我们如何被允许看见，如何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看见这个看见过程或看不见的东西。（福斯特，1988，前言第9页）

虽然精心准备拒绝视觉和视觉性对自然和文化的化约式等同，但是福斯特对视线的区分提出了一个和本文的主题相关的重要问题：在肯定或超越被称之为文化的相对主义时，视觉承担了什么角色？有没有不同的“视觉政体”（再次借用法国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的术语）？从这个术语的人类学意义看，所谓“视觉政体”和那些被展示为不同文化的各种不同生活方式是相似的（杰伊，1988）。这些政体是否有足够的区别，来战胜它们相互间的轻易转换，生产出一种极端的不可通约性，类似于文化相对主义者给予他们的其他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借用利奥塔讨论语言游戏时说的话，我们能否说存在不可通约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区分了“争议性词组”的视觉等同物（利奥塔，1988）呢？或者，是否可能把视觉从福斯特所说的“话语决定”中区分开来呢？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否总是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但是，根据自狄尔泰以来的理论家们的看法，这些世界观不过是知识分子企图描述和评估现实的不完整视角。

在视觉转向之前，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区分作为传统符号的文字和作为文字的自然等同物的形象，而这个区分可以追溯到与柏拉图的对话者克拉底鲁（Cratylus）（米歇尔，1986：74）。对于柏拉图来说，存在两种再现人物的方法，要么说出他的名字，要么绘出他的画像。文字被认为是与所指没有必然关系的任意能指，而形象则被认为和它们代表的自然力有着紧密联系，是其对象的图像模拟。相比其他感官，视觉似乎更适用于对现实的模仿。^[1]虽然对于一些评论家来说，作为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表达，文字由于其惯例性而具有优势，但是对于另一些评论家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