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第一辑于1972年问世，标题中的“工作文稿”一词试图从多方面来指明我们的研究方法。这并非该领域的学术期刊，事实上这样的刊物至今阙如。^[1]我们并不想坐拥专利。我们认识到，如果文化研究“走红”，它所采用的方法要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时的规模不足眼下的二分之一）丰富得多。我们也认识到，在伯明翰的这种由学科间特殊的“混合”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智性基础并没有必要被照搬照抄。^[2]可以设想，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位或研究工作也能有效地建立在视觉（而非文学）文本之上，建立在社会人类学（而非社会学）之上，并在文化研究中注入较往昔更丰硕的历史研究成果。事实上，这类课程从那时起就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3]本中心不得不对其必须要处理的知识原材料（intellectual raw materials）进行研究。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较少，他们选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领域中进行深入研究。^[4]本中心从一些更成熟的学科中汲取养分来处理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而当时在伯明翰从事研究的所有科研人员和学生都已在这些较为成熟的学科中有所成就。^[5]但是，我们并不想错误地将这些我们几乎不能控制的起始情形同文化研究本身的那种具有理论根据的定义相混淆。因此，本刊物从一开始就特别拒斥成为这样一种工具，即以确定或绝对的方式对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进行定义。总之，我们并不想对文化研究领域作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也不想为之勾画蓝图。^[6]结果却是，尽管本刊并没有自视为一种对文化研究的权威定义，但从它的第一辑开始就的的确确面临着这种拒绝给出定义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即必须不断地做出理论上的阐明和澄清。

另外，该刊物被构想为一种智性介入。它旨在划定并占有一个学术空间。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种“内部刊物”（house journal），这可以说是一种刊物，也是一种趋势。撰稿者几乎都是本中心的成员。^[7]其目标是要在学术领域中为文化研究找到适当的位置。该刊物也致力于推动这一领域的批判性研究。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作文稿”一词强化了这一努力的尝试性特点。

实际上，早年由阿伦·莱恩（Allen Lane）先生和企鹅丛书为本中心提供的一项无条件的小额教育遗赠资助，才使该刊物得以制作和出版，也使本中心在财政上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8]除此之外，该刊物自筹经费、自力更生，没有受到任何官方赞助或财政支持。在构思和具体操作上，此刊作为集体的事业和心血，是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的产物。与此同时，该刊的模板印刷系列付梓，于是，本中心和文化研究也必然地呈现在了公众面前。^[9]该刊第一辑由我们首批优秀的博士生之一特雷弗·米伦（Trevor Millum）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那段轻松惬意的时光中策划和负责。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回溯。在这篇导论中，我着眼于如下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探讨：其一，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的理论视角和主要难题的变化；其二，本中心重点关注的各个不同的具体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其三，推动本中心和文化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组织模式以及分析和研究的智性实践。

一 文化研究之源

追根溯源尽管很有意思却不切实际。在智性事件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的开端。相反，我们从中发现的是持续与断裂。新介入的因素反映的是一个学科之外的情况，但在该学科内产生了影响。这些新因素通常会重建一系列问题或一个探索领域，将现有的知识重组于新问题之下，也将已有的因素置于新的格局中，建立全新的出发点。从其体制表现而言，文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这种文化断裂的结果，但这一被注入新鲜血液的领域最早可溯源至20世纪50年代。它更早的创立时间最明确地表现在该领域的原始文本，也是其最初的课程中，即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以及汤普森（E.P. Thompson）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以一种更具历史性的研究模式对《漫长的革命》所进行的批判和对相关问题所举的实例。

尽管这些著作是高水准的、严谨的知识性研究成果，但它们并非开启一个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