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试图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探讨传播技术史的发展轮廓，而最终的目标是勾勒出媒介的科学史——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媒介科学（media sciences）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倘若没有现代信息技术的胜利在前，也就不会有它的存在。媒介史之所以会遭遇方法论或是实践上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这里有一个实践上的问题，即有档案可循的媒介技术，实际上要比这些技术所记录下来的内容本身要少得多，或者说是难以获致得多。这一点可从情报机构的遗留方式中看出端倪，尽管它们在战争当中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Praun，1970：137）

于是，这里就存在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即如今这个不证自明的术语“传播”（communications），在与时代、地点这些明显需要由其他术语（从神话或是宗教中而来）来界定的概念发生联系的时候，还能否合法地使用？须知，它在哲学上的加持是基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类理解论》（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其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传播意味着把可感知的观点转译成话语（speech），而通过“语言的联结”（bonds of language）（Peters，1989）就能把孤立的个体联系起来了。唯一的问题在于，哲学忘了去追问，在出现语言之前，人们最初是如何触达其观点与概念的。要从这个无解之惑中解脱出来，就只有依靠信息这个技术性的概念——这是香农（Shannon）在《传播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中首先提出的，它避免了任何对观点或是意义的指涉，因而也就不牵涉人的因素。

狭义的信息（information）系统是指存储、处理以及传输讯息（message）上的最优化。而除了讯息以外，传播系统还控制着人和物的运输（Knies，1857：6），（在麦克卢汉的分析当中）乃由交通系统到语言等各种各样的媒介所组成。（McLuhan，1968）尽管如此，用分析信息系统的方式来研究传播系统仍然是合适的。说到底，传播太依赖信号（signal）控制了，而越是如此，其运作就越是复杂，甚至传播的三大事物——讯息、人和物品——也可以转译成信息理论的概念。

首先，在本质上，讯息就是人们将对之做出反应的指令。

其次，正如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不是对象（objects），而是信宿（addresses），是人“使得进一步的传播评估得以可能”的。（Luhmann，1988：901）

再次，自莫斯（Mauss）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以来的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物品代表着数据（data），在前文提到的人之间有秩序地交换。

然而，假如说数据化使得存储、传输（指向信宿）以及数据的处理（指令）变得可能，那么，作为这三者的结合，每一个传播系统本身都是一个信息系统。问题只在于这三种操作是否在物理现实中执行，以及这样的系统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传播技术。换言之，当机器不仅处理那些针对信宿的传输以及数据的储存，还能够通过数学运算法则来控制指令的执行之时，上述技术也就走到尽头了。正因为如此，直到电脑时代的到来，直到传播系统的所有操作都被机械化的时候，香农才能够正式描述出信息的模式，这一点绝非偶然。这个模式由五个相联系的进程所组成。（Hagemeyer，1979：422-439）

第一，存在这样一个信源，它在每个单位时间里，从那些可能的讯息——要么是可数的离散量，要么是不可数的连续量——当中选出一个讯息。

第二，该信宿提供一个或更多的转换器（transmitters）来处理这些讯息，适当编码后转换成技术信号（而在离散的情况之下，没有数据存储媒介的帮助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第三，这些转换器需提供一个信道以保证信号在空间和/或时间上的传输，排除物理噪声和/或不利干扰的影响。

第四，这些信道指向一个或更多的接收器，后者通过与转换器相反的运算法则进行解码，把这些信号重组为讯息。

第五，这些经重新转译的讯息到达了该信息流的信宿。（Shannon，1949a：10f）

然而，这个精巧的模式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在传播技术的现实历史当中，起码在史实中，它并没有留下确切的痕迹。相较于语言学和人文学科一贯以来只是简单地接受香农这个“五大黑箱”理论（five black boxes）的做法，更为重要也更有裨益的应当是追溯历史，看看它是如何从最初一步步进化的。假如我们承认麦克卢汉的理论前提，即传播技术提供了一个“决定其他一切的、最好的时代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