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习惯于——同样也是受制于——从本地汲取各式各样的能力，我们会发现收到或吸取感觉器官整合获得的日益加快的变化和动荡也十分容易。不知道哲学家是否曾梦想一个感觉实在就地分布的社会。

——保罗·瓦莱里^[1]

1.首都（CAPTIAL）^[2]

正如其名，是按人体命名。古希腊以来，国家被设想为生物，首都则是它的头。与此相应，首都由首领（chief）统治，而首领也再一次意味着头部。

从历史的角度，这样的类推可以成立。正如芒福德（Mumford）所阐明，史前时期村落的向内聚合（implosion），以及广大农村和随后浮现的城市，与其说是经济必需的产物，不如说是军事头领的战争专利品。被称为理想城市立法者的柏拉图建议，为方便公布法律和命令，城市的大小应限制在声音可及的范围内。

几个世纪以来，从史前的城市形成——那也是高等文化或历史的起点——到巴洛克时代政府的驻地，军事头领遗留的痕迹显而易见，例如要塞或卫城、堡垒或广场。芒福德认为，一直要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城市面貌以纯粹技术的名义转变为超生态规律的生活聚集地——特大城市（megalopolis）。

然而，离题的叙述往往是叙述本身的离题。当我们坚持明确地从头的概念来思考首都，也许（用福柯的话来说，“在政治思想与分析中”）“人们一直没有砍去国王的脑袋”。^[3]对于据称已超出建筑，并且在自己的理论头脑中达到不朽的君主们而言，欧洲的起源大多与首都有关。但是，如果具生态需要性的“人”只不过是这些统治者的缩影，则我们能够从技术破解“头”和“首都”，而不是相反。

2.技术（TECHNOLOGY）

技术，即信息（information）的增长或熵值（entropy）冲击着路人的目光。自从城市不再位于大教堂或城堡所组成的圆形监狱之中，不再被城墙或防御工事所禁闭，交错的网络分割和联结着城市，尤其在城市的边缘、外围和交界处。不论网络传送的是信息（电话、广播、电视）还是能量（自来水、电力、道路），它们都是信息的不同表现形式（只不过因为现代的各种能量流都依赖于相似的控制网络）。网络的存在，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早在像辛巴达那样仍以驮兽为动力以及为传递消息而出现首位马拉松跑步者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当时网络还没有被建立，或者用专家的行话说，尚未落实（implemented）。铁路和高速公路取代骡子行经的崎岖小径，正如弹指间光纤电缆取代了铜线。

3.网络（NETWORKS）

从城市空地看到的，建筑背后骨骼般的基础设施也算是网络。正如在克诺索斯、斐斯托斯和古尔尼亚遗址^[4]发现所表明的那样，古希腊人认为，重建走出迷宫的最好方法，与其描绘那些绵延不绝的可见城墙，不如反过来注意门与路之间看不见的通道。数学术语中的“树状图”（tree）因此形成，分岔将死胡同和出口区别开来。

或者人们可以像贝尔电话实验室首席数学家克劳德·香农^[5]所做的那样，制造一只机器鼠，它可以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探寻出穿越迷宫的路径。正如香农的机器鼠不需要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6]就能使城市规划最佳化，香农本人则能够优化其他看不见的东西——美国电话网络。

4.图（GRAPHS）

如上所述，大约到1770年左右数学才第一次把网络考虑进来。拓扑学（topology）和图论（graph theory）不仅反映了现代性，事实上，它们是现代性的开始。

在以拥有七座跨越普雷格尔河（Pregel）的桥，以桥梁之城而闻名于世的哥尼斯堡（Konigsberg），其城市不仅是“街道的必然结果”，^[7]而是由河流、水道和新闻渠道共构的网络。城市是“所有这些路径交汇点”。^[8]刚从中世纪古都巴塞尔（Basel）委任到新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被要求解决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一次走遍跨越普雷格尔河的七座桥，而不重复其中任何一座，并在最后回到出发点。^[9]如果不注意各种地形数据，例如街道的布局、它们的弯曲和转折以及死胡同，欧拉不可能完成他的论证。幸好欧拉在橡皮垫上绘制了哥尼斯堡的城市规划图，因为图论正是由坐标点和连接线两个抽象要素所组成。根据这两个抽象要素，可以重现所有的空间结构：树状和星形、交叉口和桥梁、外环和中心、地区和国家，还有地图。

星形广场、戒指路和城环路^[10]这些图形早已铭刻在我们的想象里。但是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