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去世后的数周时间里，德国的媒体上不断地出现悼念和见证等形式的纪念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作者们不仅表达追思，更对基特勒的学术思想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将其与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相提并论。这些文字的数量和内容从侧面证明了基特勒在德国的学生和信徒之众。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主要的英语媒体中，只有英国的《卫报》刊登了一篇不温不火的讣告。如果基特勒泉下有知，不知他对这样的冷热反差会作何感想。毕竟，自从20年前他的第一部著作被翻译成英语以来，他先后在美国多所著名高等学府担任客座教授，并先后被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特殊成就奖。也许，这一冷一热正印证了他对“话语网络”的定义，即“使特定文化得以选择、贮存和处理有关数据的技术和机构”。那么，究竟是怎样的“选择和处理”造成了这样来自英语世界的冷？而这对于基特勒的学术思想而言，又预示着怎样的未来？本文试图通过简要勾勒基特勒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在英语学界的流通和接受状况，对以上问题做出一个初步的回答。

在分工细密、学科壁垒分明的当代高等教育生态下，基特勒的研究领域跨度之大无疑超越和挑战了传统学科的期待。加拿大学者温特洛浦（Winthrop-Young）和英国学者盖恩（Gane）提出，基特勒的学术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经典，到现代媒体技术和更为广泛的文化技术，基特勒的研究对象一次又一次地超越学科的藩篱。而当基特勒的研究本身在发展、变化的时候，他的英语读者们对他的认识也不得不经历一个相应的过程。基特勒的成名作《话语网络》于1990年被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即“后释义学批评”（post-hermeneutic criticism）——的开山之作介绍给英语读者。大约10年后，他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则是作为当代德国媒介研究的巅峰之作进入人们视野的。2010年，美国传播学者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基特勒的课堂讲稿《光媒体》的序言中则更为稳妥地说，这既不是法兰克福学派，也不是经典样式的媒体研究，更不是文化研究。只有今天，当基特勒停下脚步的时候，人们终于可以盖棺定论，以前所未有的信心说，基特勒是个媒介哲学家，他的学术中最为一贯的因素不是文学，也不是传播，而是来自欧洲大陆哲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德里达的书写理论、拉康的主体概念。

用基特勒自己的词汇来说，他的数据都来自人们所熟悉的领域，不同的是他处理数据的方式。但如果仅仅是“新奇”或者“不同”，那么在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的今天即使不被追捧，也不至于受到冷落。本文认为，导致基特勒在英语学术界遭受“冷遇”的最深刻的原因是其学术思想中所蕴涵的不折不扣的反人本主义的视角及其彻底性所带来的震撼和排斥。所谓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不是反人道主义，不是道德虚无主义，也不在于反对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反人本主义认为，人是历史的具体的产物，没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人性。因此，反人本主义反对的不是人类本身，而是关于人的概念的非历史的论述。也许是出于避讳，美国文学理论家大卫·威尔伯里（Wellbery）没有用“反人本主义”这个词汇，但这并不妨碍他清晰地捕捉住反人本主义在基特勒学术思想中的来龙去脉。他认为，基特勒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一个建立在后结构主义的集体智慧基础上的方法论上的创新。这其中关键的一步就在于基特勒的“媒介性题设”（the presupposition of mediality）——通过这个题设，媒介被设定为历史书写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概念：“基特勒的方法论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就是把媒介的概念一般化，并将其运用到文化交换的一切领域。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历史时期，在基特勒看来，我们面对的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媒介。媒介性因此是一般范畴。像‘诗歌’或‘文学’这样的东西则是在这个一般范畴里的特定情形下获得其形态的。”（Wellbery）应当注意的是，媒介对基特勒而言，是一般化的书写系统：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体技术，它还包括字母、注音等文化技术工具乃至机构。在这个书写系统和人的关系中，人首先是作为这个书写系统的客体而存在——因为，作为一般范畴，媒介限定了人的存在和经验，从而书写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