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是继麦克卢汉之后最重要的媒体理论家之一。他是德国理论在新时期的重要代表，也在英语理论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青年学者及学生中拥有极高的人气，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1]事实上，就研究领域和兴趣而言，他比德里达更复杂，也更注重历史语境：他的研究和著作涉及媒体、历史、传播、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古希腊哲学、数学和军事；他的思想被贴上了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反人本主义以及技术决定论等多种主义的标签，研究者们可以从中清晰地识别出香农（Claude Shannon）—维纳（Norbert Wiener）的信息论、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德里达的书写理论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体分析理论等众多理论浸染过后的痕迹；^[2]他以一种非典型的文学系教授的姿态，心安理得地居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裂隙之处，左手撰写学术论文讨论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英国著名摇滚乐队），右手又给学生讲授计算机编程，将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投入到《音乐与数学》的巨大工程之中。正是由于这种难以定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基特勒的思想在具有前沿创新性的同时，又得以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特别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其思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推动了文学理论涉足于技术领域之中，从而成为新媒体时代讨论媒介、技术、文学与书写等问题所无法逾越的理论基石。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基特勒思想的这种难以定义的复杂性也对阅读其著作的读者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多样性，同时还在于他艰涩、深奥的写作风格。很难有人敢说，自己完全读懂了基特勒。但在进入基特勒的理论王国之后，也很难有人说完全能够不受其思想的影响。

纵观基特勒的理论生涯，可以比较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在德国的阐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影响下，对德国1800年代和1900年代这两个关键性年代的传播系统进行分析，代表作是《话语网络1800/1900》。第二个阶段是从1980年代上半期开始，基特勒延续了上本书对福柯话语系统及文本档案的讨论，继而从福柯理论的局限性出发，关注到具体的媒介问题，特别是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书写的机械化）到最后的计算机对于文学书写的解构性意义。其“媒体话语理论”（Media Discourse Theory）更多地向拉康靠拢，强调了媒介及其技术的物质性对于文学书写和文本生成的决定性意义。第三个阶段尽管比较难以界定，但其特征是明显的，即在强调对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物质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回溯到古希腊，对字母、数字、音乐等符号系统及其哲学意义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试图建构一条新的媒介本体论（ontology of media）的西方哲学思想路径的野心。^[3]与此同时，基特勒也有意识地与关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英国文化研究，关注身份认同、性别和全球化的美国文化研究，抑或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加拿大学派有所区别。他试图从德国主流的阐释学话语氛围中，以美国的技术和法国的理论为养料，在德国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培养出独具一格的德国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

一 话语网络/书写系统的时代媒介性

《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1800/1900）德文版出版于1980年，5年后重印，2003年再版，1990年被翻译成英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该书是基特勒诸多著作中在英语世界里最著名的一本，被誉为1970～2000年间，数字艺术领域中最重要的10部书之一。^[4]出版之初，该书显现出来的，与文学系格格不入的另类气质让基特勒差点失去在弗赖堡大学文学系的教职，但在10年之后，这本书在世界上（不仅仅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得基特勒的理论广为流传。^[5]该书英译名使用了“话语”（discourse）这个词以对应德文版书名中的“书写”（aufschreibesysteme），更加清晰地点出了基特勒与福柯思想关系中的联系与差异。^[6]

基特勒接受了福柯话语理论的内在逻辑，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是通过对一个时代的话语系统进行重组以揭示那些被系统规则排除出去的东西。但他同时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是基于字母存储和传输的垄断——这种旧的欧洲权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其理论的批判性止于1850年。基特勒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话语系统”的概念，从话语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