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本写作缘起与经过我都十分熟悉的书写正式评论，感觉有些奇怪：我与劳伦斯·格劳斯伯格（Grossberg）就《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所涉话题，已讨论了数年之久。从学术规范角度看，我的评论并不那么名正言顺，我很难做到冷静、严谨的盖棺定论。因此，我把它看作我与格劳斯伯格的对话得以推进的又一次机会。我打算围绕三个以“i”为首的单词来展开论述，这源于我对“头韵”的糟糕偏爱——这是一本重要的（important）、富有启发性的（inspiring）、不完美的（imperfect）著作。

从某方面看，《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important）不言而喻。格劳斯伯格在文化研究上逐渐偏离当初在伯明翰时的狭小眼界，并已形成了一条个性鲜明且持久的研究路径。在他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学实践中，在他的著作中，在他作为学刊编辑、会议组织者和文化研究学会合作创会人的学术工作中，他始终是塑造文化研究多种可能与前景的生力军。即使这本书仅是对1968年格劳斯伯格求学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来的数十年中“文化研究”传播扩散的成熟反映，它也会是一本重要且有趣的著作。幸运的是，《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一书的野心远大于此。在书中，格劳斯伯格给我们展示的是他对复兴、更新、重振文化研究工程的持久努力。在我看来，这一努力的结果是令人瞩目、激动人心，又富有挑战的；因为他试图找出的是如下问题的答案：什么是（或者是否存在）文化研究的危机？如何在实践中使之趋于完善？

如此看来，这是一本带有高度个人色彩的著作。格劳斯伯格深切地反省，为什么它没有被写成又一本《文化研究导论》，而是通过文化研究目的与实践之间的斗争来吸引读者。而避免导论性读物乏味的潜在风险在于，人们对这本书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认识：它有可能被认为是妄图制定规划的自高自大，甚至是想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学术权威。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的高度个人化、充满自信的论断，对文化研究独特定义的恪守和自傲自大的危险之间划出了一条微妙的界限。这是一本个人色彩浓厚的书。在我看来，它是用地道的格劳斯伯格式语言写成的，我能想象格劳斯伯格与我说这些话时的情景，这无疑增加了我阅读它的兴趣。但这本书表现出来的个性又是如此复杂，作者反思了自身的地理位置及其局限性，承认是从特殊的地缘政治而进行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需要合作或协作的项目。这包括但不限于集体工作与思考，而在格劳斯伯格的理解中，它呈现为一种更为分散的方式——就像对话；“文化研究必须变成一种对话，甚至是多方对话。只有那样，文化研究才不至于沦为个别研究的简单集合”。^[1]格劳斯伯格同样注意到，在用“创新”来推动学术资本循环的今天，这种合作与对话性质的文化研究实践难以开展：“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评价标准应是研究者在合作性对话中的参与程度，而不是只能被其他人证明是彻底失败的标新立异。”^[2]

《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是对“多方对话”的重要贡献，这场对话不仅关于文化研究、关于当代政治，而且关于这两者如何（更好地）结合。这本书讨论了知识生产的诸多问题，特别针对反公共与反知识政策占优势的北大西洋语境。在那里，批判性学术贬值，制度性调解失效。一句话，这样的形势让“对话”更困难，也让一个更商品化、私有化与极端利己主义的学术研究概念得以稳定和提升。由此，我的述评将从这本书的重要性（important）转入其启发性（inspiring）意义上。文化研究工程并不是要对几个构想出来的文化研究个案进行浪漫的纪念，例如伯明翰学派的糟糕观念；也不是要努力使文化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领域或专业。可以这么说，《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为集体思考的种种实现方式之聚焦点、关注点与支撑点做了富有说服力的素描，这正是格劳斯伯格理想中对话图景的核心。它为构建集体对话、论争和反思的潜力标明了路径，而这些互动实践能够增强我们的分析、反应与干预能力，用以在现实中穿越高度异质与分化的空间、位置和环境。

因此，我认为，此部著作令人深受启发（inspiring）之处，首先在于它对当下集体思考所具价值及时且坚决的标举——文化研究不过是对这一工程的一种